唐之文化，遵守我大唐之律法的，无论是什么民族，都是我大唐的子民，一视同仁，绝无歧视。”
李越提出的这个“华夏民族”概念，本质上是一种更高明的文化沙文主义。
它用一个虚构的，宏大的“共同祖先”叙事，消解了现实中的民族矛盾。
它既维护了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合法性，又为其他民族融入这个体系，提供了一条充满善意的，无法拒绝的路径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阳谋。
“凡主动归化，愿意改汉姓，说汉话，行汉礼的僚人部落，其首领可入长安学习，其子弟，可与汉家子弟一同参加科举，一体选官。”
“高明。”长孙无忌抚掌赞叹。
“此计，攻心为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”
“第三步，利益捆绑与制度革新。”
李越伸出了第三根手指。
“我们要彻底废除羁縻制度，逐步用朝廷派遣的流官，取代世袭的土司。”
“对于那些愿意配合改革，主动放弃权力的土司，朝廷可以给他们封爵，赏赐金银，让他们来长安当一个富家翁。”
“对于那些主动归化的僚人部落，我们更要给予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”
“比如，在这些贫困地区，推行扶贫政策，由中央财政，每年拨付专项款项，用于改善当地的医疗和教育。”
“再比如，在科举录取上，对这些地区的考生，给予一定的分数倾斜。”
“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成为一个‘大唐人’，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”
“而那些冥顽不灵，坚持要保留所谓‘传统’，拒绝归化的，我们也不强迫。”
“只是，在朝廷的各种扶持政策上，比如，新作物的推广，基础道路的修建，教育资源的倾斜，他们自然也就享受不到了。”
“时间一长，先进和落后，高下立判，他们自己就会做出选择。”
“简而言之，就是胡萝卜加大棒。”李越总结道。
“军事是威慑，经济是诱惑，文化是融合，三位一体，才能从根本上，解决南疆问题。”
李越的这番话，条理清晰，逻辑缜密，从军事，政治，经济，文化等多个层面，提出了一个完整而宏大的解决方案。
在场的众人，无不听得心潮澎湃。
这是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，现代化的治国理念。
但总归是大唐的决策层，他们还是很快想到了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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