抑制，在科技转化中也有所体现——部分科研人员缺乏市场思维，重学术、轻应用，选题追求稳妥，不敢冒风险；高校转化机构专业化水平不足，缺乏复合型人才，难以提供全链条服务；企业参与转化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，产学研合作大多停留在表面，缺乏长期稳定的机制；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还需完善，激励机制、风险分担机制不够健全。
施一公先生创办西湖大学，尝试让本科生一入学就进入实验室，不唯论文数量论英雄，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，这正是对现有教育和科研模式的突破。国家层面的双减政策、本硕贯通培养、本科直博生招生等举措，也在为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环境。这些变化让我看到了希望，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高校、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形成合力，转变观念，完善机制，久久为功。
我在报告的结尾部分，结合我国国情和高校实际，提出了几点建议。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，借鉴《拜杜法案》的经验，进一步明确高校和科研人员的成果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，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。二是加强转化服务机构建设，培养一批复合型转化人才，提高机构的专业化水平，为高校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服务。三是深化产学研合作，推动高校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，鼓励企业参与高校科研立项和研发过程，实现需求牵引研发、研发支撑产业的良性循环。四是改革教育和科研评价体系，打破唯论文、唯职称的评价导向，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价值和转化效益，培养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思维。五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，为中小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方面的支持，激活中小企业的转化活力。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浓茶已经凉了，但心里却暖意融融。四十年风雨兼程，我见证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崛起，也深知科技成果转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。美德日的经验是他山之石，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高校的实际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之路。
我将初稿保存好，发给老周，附带一条消息：“他山之石，可鉴我行。愿这份报告能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贡献一份力量。”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照亮了桌案上那本泛黄的手册，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。退休在即，能为自己奋斗了四十年的事业，留下这样一份答卷，我心无憾。而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之路，才刚刚开启新的征程，未来可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