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部的官员更是跟着连轴转。
而因为人手实在不够，所以礼部甚至从馆阁里开始借人了。
其中就包括苏轼。
苏轼在嘉佑四年末守丧期满後，与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，一同返回开封，因为他们中进士後授官时间实在是太迟，好位置早都被人占了，所以授予的官职他们都不太满意。
因此，嘉佑六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，苏轼、苏辙兄弟二人开始备考制科考试，那一年陆北顾在京城的怀远驿与他们见了一面。
当年苏轼的成绩被评为第三等，因着一、二等虚设，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的缘故，所以含金量非常高，被授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，在今年还朝任判登闻鼓院，在通过学士院的考试後，任直史馆。
考虑到馆阁里的皆是清贵学士，且谈吐、学识都不凡，所以基本都被借调过来充当「权引伴使」这种临时差委了。
苏轼就负责作为「权引伴使」，一对一接待夏国副使吴宗。
吴宗此人是夏国的汉官，祖上本是延州人，庆历年间投了夏国，如今在夏国做到中书舍人，已经出使大宋好几次了......此人比作为正使的党项贵族还要倨傲，前几次来朝，每回都要在礼仪上争个短长，不是嫌馆舍简陋，便是嫌宴席规格不够。
而在吴宗一行人出门前往校场的时候，果然出了岔子。
吴宗身後足足带了数十名随行人员，有捧香炉的，有擎团扇的，有执旗幡的，浩浩荡荡，仪仗煊赫，甚至还带了一队鼓吹，笙箫唢呐俱全，只是尚未吹奏，大约是等着关键时再显排场。
苏轼身旁的吏员低声道：「学士，仪仗、鼓吹先不说，您看那吴宗腰间的鱼袋......按朝廷制度，外邦使臣入朝，佩鱼袋须经合门司特批，他这是先斩後奏，还是在试探？」
苏轼没有回答，只是目光在吴宗那枚银鱼袋上停了片刻，然後迈步迎上前去。
「敢问阁下是？」
见有宋国官员走过来，吴宗扬着脸问。
「大宋直史馆、权引伴使苏轼，奉朝命接待。」
苏轼乾脆说道：「吴副使所佩之鱼袋於礼不合，还请摘下来。」
吴宗整了整衣袖，指着自己腰间的银鱼袋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自矜：「外臣此来，乃代大夏国主贺大宋皇帝正旦，非寻常使臣可比。按我大夏礼制，使臣出使上国，当佩鱼袋、具仪仗，以示对上国之尊崇。」
这话说得客气，实则却硬得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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