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，本固邦宁」，到《论语》的「民无信不立」，再到《孟子》的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」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最後归结於一句。
「朝廷之信，不在帐册之详、不在张榜之频，而在朝廷之政，是否以民为贵。若朝廷以民为贵，则不借国债，民亦信之......今日朝廷发国债以纾民困，固是不得已之举，然国债之偿，终究要靠来年之税入，来年之税入，终究要靠百姓之膏血。朝廷今日借民之财以救民，明日取民之财以偿债，救民乎？剥民乎？」
虽然读着会血压飙升，但司马光的有些话，还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
他认为国债是朝廷向百姓伸手借钱，然後用百姓自己的血汗钱去还，而这笔钱不是朝廷挣来的，实则是朝廷从百姓身上刮来的，所以发国债的本质，是在透支未来的民力。
这个逻辑并非全然无理。
司马光的担忧则在於，国债偿债的「锚」在将来税入增长，而这个「增长」必然来源於对百姓更充分的汲取。
所以发国债跟加税，在本质上有啥区别呢？
但问题是，眼下朝廷面临的根本矛盾，不是未来会不会汲取百姓膏血的问题，朝廷就算没发国债，就不汲取百姓膏血了吗？当然也汲取。
而且，不发国债，眼下饥荒这一关就过不去，饥民要麽饿死、要麽造反，不管哪样，对百姓的伤害都远比未来被朝廷汲取膏血要大得多。
更何况，从「开源」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司马光的立论前提就不成立，因为大宋不仅是对内通过徵税获取财富，更可以在未来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富。
所以陆北顾不仅并不打算写奏疏去反驳司马光，反而亲自去建议富弼不要在朝会上公开批驳。
「司马君实所论，并非无理。」
陆北顾说道：「若朝廷发债成瘾，年年发、层层发，债滚债、息加息，最终确实会如他所言，变成朝廷向百姓伸手的无底洞。所以这笔国债，必须只发此一次的非常之举，待朝廷渡过难关便立即停止，永不再发......唯有这样，国债才不至於沦为後世子孙的枷锁。」
富弼沉默了片刻，只说了这一句。
「司马君实是君子。」
陆北顾知道富弼的意思。
君子论政，往往只论是非，不论利害。
司马光那封奏疏，通篇论的是「信」与「民」，这是是非之辩，而富弼与陆北顾在此事上的抉择，从来不是基於是非，而是基於利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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