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及相关的法律要点（总包单位负总责、工资保证金制度等）讲了一遍。
“所以，刘经理那套说辞，在法律上站不住脚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用证据戳破他的拖延战术，用法律和规则，逼他把该付的钱拿出来。”古民总结道，“但前提是，我们必须有扎实的证据，证明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哪儿干了什么活，干了多久，应该拿多少钱，以及，谁欠我们的钱。”
“证据怎么弄？我们啥也没有啊。”一个工友愁眉苦脸。
“不是没有，是散在每个人手里，没整理。”那个在街道司法所工作的姑娘开口了，她叫小何，声音清晰，“叔，我问您，您有老姚的电话、微信吧？聊天记录都还在吗？”
“在，在。”
“您手机里，有没有拍过工地的照片，或者跟工友、跟工头、跟项目上任何人聊天的录音？”
“照片……好像有几张。录音，上次跟刘经理吵架，我好像按了，不知道录上没有……”
“好，等下我们一起看。还有，您被欠了几个月工资，每个月大概多少，自己心里有本账吧？”
“有，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了，在家。”
“这就对了。”小何转向大家，“各位叔叔伯伯，哥哥姐姐，咱们今天第一个任务，就是‘证据大起底’。别管有用没用，凡是你觉得跟这个工地、跟干活、跟工钱有关的，都拿出来，我们一起看，一起分析。”
在古民和小何的引导下，聚会变成了一个临时的“证据收集与案情分析会”。古民提前准备了几张空白的大纸，贴在墙上。一张写上“人员名单与欠薪明细”，一张写上“关键人物与联系方式”，一张写上“时间线与重要事件”，一张写上“已有证据清单”。
程序员工友小赵，立刻用笔记本电脑建了一个在线共享表格，将“人员名单”电子化，项目包括：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工种、进场时间、约定日薪/月薪、被欠薪月份、估算欠薪总额、联系方式。他让每个工友口述，由身边的子女协助填写，实时同步更新。
那个在司法所工作的小何，则负责梳理法律关系和法律依据。她解释了“劳动关系认定”的关键要素，以及工资支付凭证、考勤记录、工作证、招用记录、证人证言等都可以作为证据。她特别强调了“包工头”老姚在法律上可能被视为“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”，那么雇佣他的总包单位就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。这为追究总包公司责任提供了法律抓手。
其他子女们，则分工协作。有人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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