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店里还有两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，手里的书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，消失在街上的人流里。
转眼间，店里只剩下梁承烬和那个老头。
梁承烬迈步走进去，军靴踩在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
他走到柜台前，从身后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《史记》，只翻了两页，就把它扔回书架。
他又抽出一本《诗经集注》，同样只是扫了一眼，又重重地塞了回去。
他的动作粗暴，像是在发泄，更像是在示威。
老头终于摘下了老花镜，用一块灰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镜片，然后抬起头，用一双浑浊但平静的眼睛看着他。
梁承烬的手指停在了第三本书上。
那是一本装订粗糙的《新青年》合订本，灰色的封面上，有人用铅笔写了四个字：星星之火。
他没有翻开书，而是伸出右手食指，用修剪整齐的指甲，在封面上那四个字的下方，轻轻地划了一道平直的痕迹。
然后，他把书放回了原处，位置不偏不倚。
“老板贵姓？”
“免贵姓周。”老头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被烟熏过。
“周老板，做了多少年书生意了？”
“十五年了。”
“十五年了，卖过什么好书没有？”梁承烬的身体前倾，双肘撑在落满灰尘的柜台上。
“穷书铺子，没什么好书，都是些不值钱的旧纸罢了。”
梁承烬压低了声音，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问道。
“你这铺子里最值钱的书，是哪本？”
老头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
梁承忍的音调又低了几分，几乎是在用气声说话。
“是《红岩》，还是《星火》？”
这两个词不是书名。
“红岩”是陕西地下党系统的总联络代号。
“星火”是延安保卫部在西北地区设立的最高级别秘密通讯暗号。
能把这两个词在同一个场合，用这种方式串在一起说出来的人，全中国不会超过十个。
老头放在柜台下的手，轻微地动了一下。
梁承烬站着没动。
两个人隔着柜台对视，时间仿佛凝固了，只有窗外的叫卖声遥遥传来。
大约过了十秒钟。
老头开口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