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策是会调整的，承诺的兑现取决于每一届班子的意愿。今天愿意给，明天不一定愿意。他愿意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一个随时可能被调整的制度上吗？”
包司长看了他一眼，等了几秒，见他没说话，才开口：“那如果换一种方式呢？把分红权写进公司章程里，做成优先股，约定固定的分红比例。”
张副司长摇了摇头：“章程是可以改的。”
“那就做成顶层设计的一部分。”
“顶层设计也是可以调的。”张副司长语气仍然平淡，“你我都清楚，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也有调整的时候。今天支持这个方向，明天有了更紧迫的优先级，承诺的兑现就会往后排。”
陈副司长想了一下：“我们可以在协议里设定惩罚条款，如果集团未能按期支付分红，技术授权协议即刻终止，他有权收回全部技术。”
“惩罚条款？”张副司长看着他，“谁去执行惩罚条款？如果违约的是代表国家的一方，周开飞能不能真的收回技术？他能不能真的起诉国家？如果收了回来，谁来保障他的安全？”
陈副司长没法接话。
“你说的那个方案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信托，但它缺少一个关键的条件。”张副司长冷冷地说，“信托成立的前提，是双方都有能力且愿意执行违约条款。而如果组织真的想让他那笔分红拿不到手，他有任何办法来执行这个契约吗？”
张副司长的话越说越冷，“这个产业集团发展十几年后，他每年的分红可能都是几十上百亿。当他每年的分红达到十亿这个级别后，他就不再是合作伙伴了，他成了一笔债务。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说出最后一句话，“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债务消失得非常彻底，甚至没有任何法律漏洞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阵子，没有人追问这个办法是什么
“可他有没有可能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强的警惕心？”陈副司长问道。
张副司长看向他。
“你是做安全工作的，见过了最底层的那套运行逻辑，但是对于他一个职专毕业、开厂才几年的人，”陈副司长继续问，“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些认知？”
“他父亲死了，母亲改嫁了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亲戚能依靠。”张副司长说，“他一个人在那种状态下，把企业做到了现在的体量。你敢赌他没有认知吗？”
张副司长停顿了几秒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们没办法承受这个风险。”
陈副司长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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