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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桑仔细为病人检查。他观察到患者虽腹大如鼓，按之却并不坚硬，反而有些柔软；舌质淡胖，苔白滑；脉象沉细无力，几乎难以触及。他又详细询问了患者的饮食、二便及过往用药情况。
“老师，”哈桑转向一旁静观的赛义德，眉头微蹙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此患者看似水湿内停，但用峻下逐水之剂后，正气更伤，邪气未去。学生观其形气，舌脉，似是……脾肾阳虚，水湿不化所致。若再妄用攻伐，恐有性命之虞。”
赛义德眼中闪过一丝赞许，微微颔首，示意他继续。
得到鼓励，哈桑沉吟片刻，心中回顾着诺敏医理中关于“扶正”与“祛邪”关系的精辟论述，以及老师融合了温补脾肾与温和利水思路的方剂。他转向病人家属，语气沉稳地说道：“此证非是寻常水蛊，乃脏腑虚损，气化无力所致。若想有一线生机，需改弦更张，以温补脾肾为本，佐以化气行水，缓缓图之，急则无功。”
他提笔（赛义德已开始教他书写简单的药方）开出一方，以附子、干姜温阳，白术、茯苓健脾利湿，佐以黄芪益气行水，并加入少量椒目以增强利水之效，且特意注明附子需先煎久煮以减其毒性。他详细嘱咐了煎药方法、服用次数，以及饮食上需绝对禁忌生冷油腻，宜用清淡易化之物缓缓调养。
病人家属将信将疑，但见其他医师已无良策，只得依言而去。
此后的半个月，赛义德和哈桑都密切关注着这个病例。病人初服三剂，并无明显动静，家属几乎要放弃。哈桑心中亦有些忐忑，但他反复推敲，认为药证相符，只是虚损日久，非旦夕可功，便坚持让病人继续服用。
至第七日，家属欣喜来报，称病人小便量渐增，腹胀稍松，且能进些许米汤。半月后，病人虽仍虚弱，但腹部已明显消减，脸上有了些许血色，能自行坐起说几句话了。
此事在街坊间传开，人们对哈桑的医术刮目相看。连赛义德也暗自惊叹于哈桑辨证之准、用药之稳。这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，更是医者心性的成熟——那份在复杂病情面前不惑于表象、坚守医理的定力，以及面对重症时不轻言放弃的责任感。
赛义德开始与哈桑探讨更深层次的医道哲理。他们讨论“阴阳”并非简单的寒热对立，而是相互依存、消长转化的动态平衡；他们探讨“五行”生克乘侮在人体疾病传变中的具体体现；他们甚至开始尝试理解诺敏遗稿中那些涉及不同医学体系（如希腊的“四体液”说）与核心医理相互参照的深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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