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。
可能停得突然，就像它来时一样。最后几滴从焦黑的树叶上砸下来，落在脖子里，冰凉。我们这队人，不，这队鬼------四百多号能挪动的，加上一百多副担架，在泥泞的田埂、沟壑和稀疏的林子里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挣扎了整整大半夜。
没人说话。只有脚步声，粗得像拉风箱的喘息，担架木杠压在肩上的闷响，还有伤员偶尔抑制不住的呻吟。每个人都到了极限，身体是空的，脑子是木的，全凭着一股“不能停、不能倒下”的本能在驱动两条腿。
陈启明走在最前面探路，背影有些晃，但腰杆下意识地挺着。田超超像只护崽的母鸡，在担架队前后跑，嘶哑地催促、鼓励，帮这个抬一把，扶那个一下。赵铁柱带着断后的人，离我们几百米，枪声断断续续，像钝刀子割肉，提醒着我们追兵没甩掉，只是被暴雨和黑夜拖慢了脚步。
我走在队伍中间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又像踩在刀尖上。耳朵里还嗡嗡响着同古最后那场爆炸，眼前晃动着老李钻进坦克前咧嘴笑的那口黄牙。怀里，那份从鬼子指挥所抢来的帆布包，被田超超用破布条死死绑在我胸前，硬邦邦的，硌得生疼，却也像块烧红的炭，烫着心口。
这东西，比命重。
天边开始泛出鱼肚白，灰蒙蒙的光线勉强勾勒出周围模糊的轮廓。我们钻进了一片相对茂密的杂木林。林子不深，但能暂时遮蔽身形。
“停……原地休息十分钟。警戒放出去。”我的声音干裂得像旱地的土。
命令像断了线的木偶，人们或瘫或倒，连检查伤口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有人抓起地上的湿泥就往嘴里塞，有人靠着树干，眼睛一闭就打起呼噜。
我靠着一棵粗壮的榕树坐下，树干上弹痕累累。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台巴掌大、同样伤痕累累的电台。这是突围前从中央银行带出来的最后一部小功率电台，电池快耗尽了。
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电源。熟悉的电流噪音响起，微弱，但确实存在。
调整频率。先尝试联系重庆军政部那个最高密级的频道。信号极差，杂音很大。我一遍遍重复着简短的暗语和呼号。
没有回应。
心往下沉。难道突围途中损坏了？还是距离太远？
换频率。尝试联系远征军司令部。依然只有滋滋啦啦的噪音。
最后，我调到了记忆中荣誉一师先锋团可能使用的联络频率。这是最没把握的，但也是我们此刻唯一的指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