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东明白成晨的兴奋。
李大强提供的关於其父李老贵肇事逃逸的信息，如同一块关键拼图，严丝合缝地嵌入了他们之前的推测之中。
刘梅、吴薇薇，再加上现在的李老贵，三个身份確认的受害者，都指向了一个清晰的模式：凶手在选择性清除那些在他眼中“有罪”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人。
统计学上有种说法：一个例子是孤例，两个例子可能是巧合，但当第三个符合规律的例子出现时，巧合的概率就急剧降低，规律性便浮出水面，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。
刑侦工作中，这种连续的、內在逻辑一致的指向性，往往就是突破僵局的信號。
哪怕李老贵这一例其实有点爭议，拾荒老人的死未必跟他那一撞有关，但凶手又不是真正的法官，哪里会真的如法院审判那么严谨较真？
李老贵撞了人跑了，符合他的杀人规律，也就有了取死之道。
这种偏执的、简化了的“正义观”，正是此类自以为替天行道者最典型的特徵。
然而成晨却不明白李东的凝重。
成晨的思维还停留在凶手如何获知这些隱秘的层面，他惊讶於这凶手连李老贵这么隱私的事情都知道，未免也太神通广大了些？难道真这么巧被他撞见了？否则，难不成他开天眼了吗？
但李东却不这样想。
他不相信巧合。
他对凶手的职业產生了怀疑。
要是在后世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监控的时代，他相信有很多人能做到凶手这个地步，毕竟那是一个连手机都可能偷录用户视频的年代。
可在90年代初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，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、纸质媒介和有限的电话线路：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凤毛麟角：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，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信息圈层也相对固定。
在这样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下，一个人，要想同时掌握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、属於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隱私，並且还是那种连其身边亲近之人都不一定知晓的、可能涉及违法或道德瑕疵的隱秘，需要何等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？
这种能力，绝非普通民眾甚至一般意义上的“消息灵通人士”所能具备。它需要的是能够系统性、常態化接触到一个城市最底层、最原始的案发信息的特殊渠道。
一个刘梅的案件，或许还可以解释为凶手是其生活圈內的熟人，机缘巧合下得知了其侄女溺亡的隱情。
再加上一个吴薇薇，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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