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港督府内，一份相对详细的报告摆在了辅政司的办公桌上。
“李胜利，弘鑫集团实际控制人。近期通过旗下‘曙光基金’，收购多处非核心区老旧物业，改造用途疑似平民教育与基础医疗。行动低调，未公开宣称，亦未向华民政务司申请相关慈善牌照。”
华民政务司的官员汇报道。
“警务处注意到，其收购行为涉及数个不同社团的‘保护范围’，但目前尚未发生直接冲突。”
辅政司，那位老练的殖民地官僚，手指轻轻敲打着报告。
“识字班，义诊……他避开了最容易引发关注和模仿的住房问题，选择了更基础、也更难以直接取缔的领域。他的行动更分散，也更难被界定和监管。”
政务司长官皱眉。
“目的是什么？提升劳工素质？这听起来对经济发展有益。”
“或许。”
辅政司有些疑惑的说道。
“也有可能，是在培养只认他‘李先生’，而不认港府的‘新市民’。”
“他提供的是公共服务，却完全绕开了政府的体系。这是一种非常含蓄，但潜在威胁更大的挑战。他在建立一套平行的、私人的福利和教化系统。”
“我们需要干预吗？”
港督开口问道。
“直接干预缺乏理由，他目前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边缘，甚至可以说填补了我们无力顾及的社会空白。”
辅政司沉思了一下，又开口说道。
“但必须予以关注和制衡。两件事：第一，让卫生署和教育署的人，‘不经意’地去看看他的那些诊所和课堂，检查一下是否符合最低标准，有没有雇佣无牌医师或教师。”
“第二，可以‘鼓励’一些我们认可的本土慈善团体，在他活跃的区域，开展类似但更‘规范’的服务。他不是要播种吗？那我们就让田里长出我们希望的庄稼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。
“另外，以香港政府的名义，颁发一份嘉许状给‘曙光基金’，表彰其‘致力于社区福祉’。把他和他的基金，放到公众和法律的聚光灯下，有的时候，捧的高了，掉下来才会摔的更惨，荣誉也是一种束缚。”
几天后，卫生署的官员“例行巡查”了，深水埗一处刚刚改造完成的“诊所”，对消毒设备和药品存放提出了几点“改进建议”。
同时，一家与英资企业有联系的慈善会，宣布将在毗邻的区域开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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