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上层的、工人们更无法触及的甲方，同时抛出“整改”这个看似合理、实则难以操作的要求，继续拖延时间。总包、分包、甲方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债务和利益纠纷，但无论如何，都不是拖欠底层农民工工资的理由。刘经理（以及他背后的总包公司）试图用“工程款未结”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，将自己应负的法定支付义务，巧妙地转化为一个需要多方协调、遥遥无期的“过程”，从而将压力和风险完全转嫁给最弱势的工人。
“刘经理，”古民再次开口，声音依然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，“甲方的态度我们听到了。但法律规定的工资支付主体责任，是在总包单位。甲方不付款，是您和甲方之间的合同纠纷。我们工人与总包之间，是事实劳动关系。您可以向甲方追索工程款，但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我们的劳动报酬。这是两码事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刘经理闪烁的眼神，继续说道：“至于整改，那是工程质量和验收问题，同样属于您和甲方之间的合同范畴，不应该、也不能成为扣押我们工资的理由。如果因为整改需要费用，那是总包和分包之间的结算问题，同样不应该由我们工人承担。”
“现在的情况是，陈叔的妻子在医院等钱救命，这是人道主义危机。如果因为总包单位以‘工程款未结’、‘需要整改’为由，拒绝支付工资，导致严重后果，总包单位恐怕不仅要承担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，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和道义责任。”古民的话，条分缕析，将缠绕在一起的“工程纠纷”和“工资支付”清晰地剥离出来，并指出了对方“甩锅”策略可能带来的风险。
刘经理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。他意识到，这个年轻人不仅懂法，而且思维极其清晰，很难被糊弄过去。他惯用的那套“拖”字诀和矛盾转移法，在这个年轻人面前，似乎正在失效。
“小伙子，你说得轻巧。”刘经理的语气也冷了下来，“法律是法律，现实是现实。公司账上没钱，我拿什么发？把我卖了？你们有本事，去告公司，去申请劳动仲裁，看能不能马上拿到钱！我反正是没办法了！”他开始摆出无赖的姿态，试图用“走程序耗时长、成本高”来吓退工人。
古民知道，今晚在这里，恐怕很难立刻逼出钱来，尤其是面对刘经理这种滚刀肉式的老手。但他今晚的目的，本就不是立刻拿到钱——那在对方有备而来且毫无诚意的情况下，几乎不可能。他的目的，是“破局”——打破工人们只能围着刘经理苦苦哀求、被“工程款未结”这个借口无限拖延的困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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