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民说,“第一,我们要把这次维权的过程、方法、收集的证据类型、向哪些部门反映、需要注意什么,整理成一份简单的‘农民工讨薪维权指南’,发给工友们,也请他们扩散给其他可能需要的工友。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。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,面对欠薪,除了堵门、跳楼这些极端方式,还有更有效、更合法的途径。”
“第二,关于‘XX建筑’及其关联公司涉嫌的违规操作,我们虽然无法直接调查,但可以持续关注。劳动监察那边答应,如果市场监管或税务部门有调查结果,且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的,会告知我们。我们也可以定期在公开渠道查询这些公司的司法和信用状况。如果发现他们换了马甲继续害人,我们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,或者提醒潜在的务工者。”
“第三,”古民顿了顿,“也是我一直在想的。我们这次能成功,除了证据扎实、策略对路,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,我们这群工友的子女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我们懂一点法律,会用电脑查信息,能整理材料,能和政府部门有效沟通。但还有很多农民工兄弟,他们的子女可能不在身边,或者也不懂这些。我们能不能……把这种‘父辈提供事实和力量,子辈提供知识和策略’的模式,稍微扩展一下?不一定是每次都这么深度介入,但至少建立一个渠道,当有工友遇到类似问题时,可以有人提供一些基本的咨询和指导,告诉他们第一步该怎么做,该收集什么证据,该找哪个部门。”
小何表示赞同:“这个想法很好。其实街道司法所也有法律援助和咨询,但覆盖面和针对性有限。如果我们能形成一个松散的网络,利用业余时间,为有需要的工友提供一些初步的、基于经验的指引,可能会帮到很多人。至少,不会让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,或者被那些黑心包工头、无良公司用‘工程款未结’这种借口一直拖下去。”
“我赞成。”小赵说,“我可以做个简单的在线表单或文档,把维权步骤、证据清单、常用法规、各部门联系电话放上去,方便大家取用和传播。”
小王也点头:“媒体资源我也可以继续维护,遇到特别恶劣或者有代表性的案例,可以帮忙联系报道,舆论监督还是有用的。”
老陈激动地说:“我支持!这次多亏了你们这些孩子,我们这些老家伙只知道傻干、傻要。以后哪个老兄弟再被欠钱,我就把咱们这次的事儿告诉他,让他知道该咋办!该收集啥!该找谁!”
父亲也重重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一种微妙的转变在悄然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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