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，以及王德发的身份信息，用于法律诉讼。如果他们拒绝，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，或者向劳动监察、住建部门举报他们违法分包、用工不规范，迫使他们提供。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。”
正说着，古民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收费处的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接起来，对方自称是收费处工作人员，说刚刚有一位自称宏远建筑公司的人，来为古建国和陈大友预存了五万元医疗费，并留下了公司的联系方式，表示后续会根据治疗情况再跟进。
古民稍稍松了口气。高压施压起了作用，至少暂时解了燃眉之急。但五万元，对于重伤在ICU的陈大友而言，可能只是几天的费用。这更像是建筑公司的缓兵之计。
他挂断电话，对蒋文斌说：“宏远公司交了五万，但只是预存，没说后续。王德发依然没消息。”
蒋文斌点点头：“他们这是在做姿态，怕你把事情闹大。但这点钱远远不够。我们按计划行动。你马上回去，整理手头所有证据，特别是能证明你父亲和王德发雇佣关系的东西，哪怕是一张记工单、一段提到工钱的微信语音。同时，继续向建筑公司施压，要求他们提供王德发的详细身份信息。我现在就起草起诉状和财产保全申请，一旦拿到王德发的身份证号，马上就可以去法院立案。”
离开律所，古民感到思路清晰了一些，但压力丝毫没有减轻。王德发的“失踪”，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建筑公司可以用“找不到分包方”为由继续拖延。而时间，对躺在ICU里的陈大友来说，是生命，也是不断累积的、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债务。
他必须与时间赛跑，在建筑公司彻底撇清关系、在王德发可能转移财产之前，找到他，或者至少锁定他的财产。这不仅是为了赔偿，更是为了最基本的公正。父亲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此刻被沉重的负疚感和对失踪包工头的愤怒所取代。他知道，接下来的战斗，将不仅仅是在医院和建筑公司之间，更可能延伸到寻找一个刻意隐藏起来的人，以及他那或许并不丰厚的“血汗钱”所积累的财产。这场斗争，注定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