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是三组组长发言，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，我看了一眼，是王宇明发过来了的，我用文件挡着，看到他发的内容，只有几个字，“是教育局。”
教育局？我心里想，我早上给王宇明打电话的时候，就是想让他帮我留意，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的工作笔记到底被谁捡到了。
没想到，他会在这个时候发过来教育局几个字，那就说明，我的工作笔记，很有可能让教育局的人捡到了，可是我想想，好像也不应该哦，司法局在六楼，教育局在四楼，难道教育局的上楼人去司法局的时候，才捡到了我的笔记本？
我不禁回想起前天我们去考核教育局的情景。
那天，我们按照工作流程对教育进行考核的时候发现，他们的基础材料中，存在普法宣传的相关的文件缺失的问题，为此，我找了教育局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局长咨询，副局长说，“负责这一部分材料的人，是教育局一位临近退休的老同志，因为那一段时间住院了，所以这一块工作没有衔接好，他们也是在考核组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了这个问题，请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。”
我回复说，“按照考核规定，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后补文件的，只能按照考核细则操作了。”
教育局的那位副局长听我说完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但很快，那位负责材料的老同志就找到了我们，说他当时突发心脏病住院很危险，他们教育局一直都是优秀考核档次，他不想临近退休了，让自己的单位档次下降了等等，当时教育局的那位老同志情绪还很激动 最后让他们单位的领导给劝走的。
我记得我过后还在笔记本的空白处，特意标记了教育局的问题，目的就是为了在写总结材料的时候，要加进来这一部分问题。
三组组长的发言结束了，杨组长说，“同志们，由于今天我们召开的是第一阶段考核工作小组的反馈会议，法制建设工作的占比分值比较高，为了人大家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考核工作要求，下面就有请二组组长，吴玫同志代替我进行这一阶段的总结发言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存在疑问和不理解，也欢迎大家在发言后进行提问，我们一定悉心为大家答疑解惑。”
我又一次走上台，这次我没有脱稿，而是手里拿着我昨天加班整理的总结材料，我按照材料上内容进行了表述，只是对于建议的部分，我进行了简化，对部分单位存在突出问题的反馈结果，我一带而过，让人一听，就是我现在是在代替组长去做报告，而不是在我个人的想法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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