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一动，命随从暗中跟上一探。不久，随从回报，那竟是罗山县一家姓赵的乡绅。此家在罗山虽不及陈氏势大，却也田产颇丰，在清丈中虽未如陈氏般被严惩，但也补缴了不少税银。此番听闻张献忠大军压境，竟是连夜收拾细软，欲迁往更为安全的信阳州城避祸。
“仅此一家？”李文博追问。
“属下打听了一下，似乎不止。罗山、乃至信阳州南边几个县的富户，这几日都有类似举动，只是规模大小不一。有的只是将家眷、浮财送入城中，有的则如赵家一般，几乎是举家搬迁。”
李文博眉头紧锁。富户闻风而逃，在此乱世本不稀奇。但此事发生在他正全力推行新政、凝聚人心的敏感时期，其影响却不容小觑。这些乡绅大户的动向，往往被普通乡民视为判断时局安危的风向标。他们一旦大规模北逃，必将引发恐慌，动摇边境军民的守土之心，更会让人怀疑总督府能否真正抵御住张献忠的兵锋。
他不敢怠慢，立即将此事连同其他几条类似见闻，以密信形式急报信阳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在信阳州城内，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开始显现。市面虽依旧开着，但粮价已开始出现小幅波动，几家大粮行的掌柜，面对前来采买军粮的官府吏员，言辞间也多了几分推诿和保留，显然是在观望风色，有意囤积。以往对总督府政令尚算配合的几家大商号，对于捐助军资、提供劳役的号召，反应也明显迟缓了许多。
周文柏将这些情况汇总，忧心忡忡地向朱炎禀报：“大人，富户北迁，商贾观望，此乃人心浮动之兆。若不能迅速稳定局势，恐未等张献忠打来，我内部便要自乱阵脚。尤其是那些乡绅，他们刚刚在清丈中受损，本就心存怨望，此刻借机离去，既可避祸，亦不乏有给官府难堪之意。”
朱炎听罢，面色沉静。他走到窗边，望着信阳城略显稀疏的街市。这一幕，他并不意外。改革触及了旧有利益集团，他们不敢正面反抗，但在外部危机来临时的离心离德，几乎是必然的。
“文柏，你如何看待此事？”朱炎问道，语气中听不出喜怒。
周文柏沉吟道：“属下以为，对此辈，堵不如疏，强留反易生变。可明发告示，言明信阳城防坚固，大军云集，足可保境安民，劝谕士绅百姓各安生业，无需惊慌北迁。但同时，亦需默许其迁徙之实，只需严查其中是否夹带违禁物资，并按其田产、商铺规模，征收一笔额外的‘安境捐’，美其名曰助饷，实则……亦可稍补军资。如此，既全其颜面，亦不使我方受损过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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