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经商，皆有益处。”
朱炎仔细听着，心中赞许。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改变——教育不再仅仅是科举的附庸，而是成为开启民智、塑造符合新时代需求之公民的起点。哪怕只是最基础的蒙学。
“此法甚好。”朱炎肯定道，“孩童如白绢，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自幼灌输仁爱、信义、勤勉、互助之理，远胜于成年后再行教化。吴先生于此地试行，成效如何？”
吴静安脸上露出欣慰之色：“回部堂，初时亦有孩童及家长不解，然数月下来，孩童们不仅未荒废经书，反而因理解了其中道理，背诵更易，且言行举止，较之以往，更多了几分明理与活泼。曾有孩童见市集争执，竟能引用《弟子规》中‘言语忍，忿自泯’劝解，虽稚嫩，其心可嘉。”
“好一个‘其心可嘉’！”朱炎抚掌，“着州衙学正，将吴先生此法整理成文，名曰《信阳蒙教新法初探》，分发州内各社学、私塾，鼓励教习参考试行。对愿意采用新法、且教学有方的社学，州衙可酌情增加资助，或给予教书先生一定津贴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通知经世学堂，可考虑开设‘师范速成班’，招募通晓文理、有意蒙教之士，授以新式教学理念与方法，结业后派往各州县，以推广此法。”
离开社学，朱炎心情颇为舒畅。他看到了一颗新的种子，在蒙童的琅琅读书声中悄然播下。这“蒙童识字”，识的不仅仅是文字，更是道理，是规则，是新时代的价值观。它或许需要十年、二十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，但唯有从根基处着手，潜移默化，方能真正改变一代人的精神面貌，为那个他理想中的“新秩序”，奠定最广泛、也最坚实的人文基础。信阳的改变，正从庙堂、从乡野，也逐渐深入到了这最基础的启蒙教育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