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的河西走廊，风里终于带上了暖意。
张掖大营北面三十里处，一片新翻的黄土在日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。几十个穿号衣的士卒正弯腰挥锄，垄沟整得笔直，每隔五尺便点下一把麦种，覆土踩实。远处另有一队人赶着牛拉犁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惊起几只灰翅的野雀。
田埂上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校尉，面皮黧黑，手背皴裂，蹲下身捏了一撮土放在指尖捻了捻，又凑到鼻尖闻了一闻，咧嘴露出一口黄牙：“墒情不错，这一季麦子下去，秋收能打不少。”
旁边跟着的年轻队正赶紧记在本子上：“头儿，按屯田令算，这一片二百亩，全种上冬麦，秋后归仓，够咱们营吃三个月。”
校尉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泥，望着那一片被士卒们打理得齐齐整整的田垄，眼里既有得意也有感慨。他叫马大柱，张掖戍军第三营的屯田校尉，原本是边军斥候出身，腿上挨了一箭后退役，因种地是把好手，被营里点名留下来管屯务。
从前他们第三营的粮草全靠后方转运，从长安到张掖一千多里路，车马走一趟要耗掉三分之一的粮食。每逢秋后转运，营里要专门拨出两哨人马去接应粮队，有时遇上风沙断路，粮草迟上半月，全营就得勒紧裤腰带喝稀粥。马大柱记得最惨的一次是洪武五年冬天，大雪封了陇山道，粮车困在半路，营中断粮三天，全靠杀了几匹老弱驮马才撑过去。
那时候他就想，要是这满眼的戈壁滩能长粮食就好了。
如今真长了。
这一切是从洪武八年春天开始的。朝廷下了《边军屯田令》，规定凡边镇驻军，每营按戍卒人数划拨荒地，由各营自行开垦种植。士卒每三日操练、三日屯作、一日休整，轮替不误。收成半数归营充粮，半数折价充入士卒私账，到年底可折算银钱寄回家中。
起初营里不少人不乐意。当兵就是打仗的，扛锄头算怎么回事？马大柱自己也有顾虑——戈壁滩上种地，水从哪来？土质碱不碱？种子能活？
可朝廷随后又拨了专款，从凉州修了一条引水渠到张掖北面，沿途开凿支渠二十余里，引祁连山融雪入田。又派了司农寺的屯田官下来教大伙“畦种法”“轮作制”，连麦种都是精选过的河西良种。
第一年试种二百亩，秋后亩产竟有两石有余。全营上下奔走相告，比打了胜仗还高兴。
马大柱沿着田埂往前走，看见前面几个年轻士卒正蹲在地头议论什么。走近一听，是有人在算账。
“你算算，咱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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