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地一声张开了，像一只巨大的翅膀拍了一下天空。舱底的人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，望着头顶那片小小的、被舱盖框成方形的天空。天色正在暗下去，从灰蓝变成橘红，又变成深紫。
有人开始哭。是个半大的孩子，看着不过十三四岁，缩在母亲的怀里抽噎。那母亲一边拍着他的背，一边低声哼着不知名的调子，像哄婴儿入睡一样。哭声在舱底传开来，像水面上的涟漪，一圈一圈地荡开。又有人跟着抽鼻子，有人把脸埋进膝盖里。
张振勋没有哭。他只是把手伸进怀里，摸着那枚铜钱。回想着——父亲的眼神、母亲的话语、陈珏的微笑、弟妹的嬉闹，还有大埔的，车轮坪的花香。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船身开始有规律地摇晃起来，一下，一下，像一只巨大的摇篮。汕头埠的灯火渐渐远了，从舱盖的缝隙里望出去，最后一点岸上的光像一粒火星，在墨蓝色的天边闪了闪，然后彻底熄灭了。
四周只剩下一片无边的黑暗，和海水拍打船壳的“哗啦“声。
在船上的日子，张振勋很快就发现，自己签的是船工的契，不是“猪仔“的契。
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：猪仔锁在舱底，船工可以上甲板。
第二天清晨，管事的把他叫了上去，扔给他一把拖把和一捆麻绳。“以后你负责洗甲板、收帆、帮厨。干好了，月底多给你加两毛。“
张振勋接住拖把，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。甲板上积了一夜的露水，踩上去滑溜溜的，他光着脚，一拖把一拖把地擦过去，从船头擦到船尾。海上的太阳升起来之后，甲板被晒得滚烫，脚底板踩上去像踩在烙铁上，他咬着牙继续干，一刻不停。
第三天，他见到了陈伯。
陈伯是船上的老水手，六十来岁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皮肤被海风吹得像老树皮，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沟壑。他个子不高，但腰板挺得笔直，一双眼睛又亮又深，像两口枯井，里头沉着几十年的风浪。张振勋第一次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在船尾教一个年轻水手打绳结。那些绳结花样繁多——平结、八字结、双套结、渔人结——陈伯的手指枯瘦却灵巧，绳子在他手里像活的一样，一缠一绕，一个结就打好了。
张振勋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走近了两步。陈伯抬眼扫了他一下，没说话，把手里打好结的绳子递给他：“试试。“
张振勋接过绳子，照着刚才看的样子，笨手笨脚地绕了几圈。绳子在他手里像一条不听话的蛇，缠来缠去就是打不紧。陈伯看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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