嘴角动了一下，枯瘦的手伸过来，捏住他的手指，一点一点地教他绕。
“绕三圈，穿过去，拉紧。对，就是这样。“
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，力气却很大，捏着张振勋的手指头，像捏一只小鸡。可张振勋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出的热乎——从上船那天起，没人这样手把手地教过他什么。舅父给他的只有残羹剩饭，管事给他的只有吆喝，只有这个素不相识的老水手，肯握住他的手，告诉他绳结该怎么打。
从那以后，张振勋一有空就去找陈伯。陈伯的话不多，但你问他什么，他都会答。渐渐地，张振勋知道了陈伯的故事——他是潮州饶平人，二十岁就下了南洋，在马六甲、槟城、巴达维亚都待过，做过苦力、当过厨子、跑过船、开过小店。在南洋漂了四十多年，攒了点钱，回老家盖了间房子，可老婆死了，儿子也死了，他又回了船上。
“这海是我的家，“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坐在船尾的缆桩上，望着远处灰蓝色的海平线，“岸上的人，我都不认得了。海里头的鱼，我倒都认得。“
张振勋问他南洋是什么样的。陈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：
“在洋人的地盘，要记住三件事——听得懂他们的话，看得懂他们的规矩，别丢了咱们的骨头。“
“什么叫'不丢骨头'？“张振勋问。
陈伯看了他一眼，那双枯井似的眼睛里忽然泛出一丝波澜：“就是不管他们多有钱、多有势，你见了他们，腰杆子不能弯。洋人也是人，两条胳膊两条腿，不比咱们多什么。你弯了腰，他就踩你；你直着腰，他反倒敬你三分。“
从那天起，陈伯开始教他话。先是马来话——“你好“是“Selamat pagi“，“谢谢“是“Terima kasih“，“多少钱“是“Berapa“。陈伯说一遍，张振勋跟着念一遍，念错了就再来。船舱里的同乡们看着他叽里咕噜地练那些奇怪的音节，有人笑话他，他不在乎。他把那些词一个一个地记在脑子里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《千字文》一样。
然后是荷兰话。南洋很多地方是荷兰人的地盘，做买卖、通关节，不会几句荷兰话寸步难行。陈伯的荷兰话也不多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十句，但足够用。“Goedemorgen“是早上好，“Dank u“是谢谢，“Hoeveel“是多少。张振勋把这些词用小炭条写在船板的反面，有空就拿出来念。船板被海水浸得潮乎乎的，字迹很快就洇花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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