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招牌挂在巴达维亚华人区最热闹的那条街上，黑底金字，是请城里最好的匠人刻的。三年时间，这间商行已经从一间门面扩成了三间，前头卖米粮杂货，后头做茶叶丝绸的批发生意，账房里三个伙计都忙不过来。
可张振勋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那天傍晚，他收了铺子，在街上走了一趟。巴达维亚的黄昏是最热闹的时辰，欧洲人区的洋人们下了班，三三两两地走进街边的酒馆里，要一杯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，靠着吧台聊几句天，一天的疲惫就在那琥珀色的液体里化开了。张振勋站在一家酒馆的门口朝里望了望，里头坐着十几个洋人，有荷兰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，杯子里倒着各自国家的酒，喝得眉飞色舞。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前两天有个从槟城来的福建茶商在他店里喝茶，聊起南洋各地的生意，那人抱怨了一句：“走遍了南洋，想喝一口咱们中国的汾酒、绍兴酒，愣是找不着。洋人的酒喝不惯，还是家乡的味道好。“
张振勋站在酒馆门口，忽然有了个主意。
回去之后，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在汕头的一个旧识，托他帮忙采购一批中国各地的名酒——汾酒、绍兴黄酒、四川大曲、还有客家地区自己酿的糯米酒。他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：“多多益善，不拘贵贱，只要地道。“
三个月后，这批酒到了。张振勋在裕和商行隔壁盘下一间铺面，简单装修了一下，摆上货架，把那些从中国运来的酒一瓶一瓶地码上去。他在门口挂了一块新招牌，上面写着三个字：裕和酒庄。
开业那天，来的人不多。华人圈子里的老主顾倒是赏脸，来尝了尝，有人夸绍兴酒够味，有人说汾酒够劲，可买的人少——那年代在南洋的华人大都是做苦力的，哪有闲钱买酒喝。倒是路过的洋人看见店里摆着陌生的酒瓶，好奇地进来看了看，问东问西的。
张振勋也不急。他把酒庄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在墙角摆了几张小桌和凳子，客人来了可以先尝后买。他又从码头那边的茶楼请了个会拉二胡的先生，每天傍晚在酒庄门口拉上几段，过路的人听见琴声，脚步就慢下来了。
生意慢慢地有了起色。张振勋把旁边的铺面也盘了下来，合二为一。经营的也不只国酒，英国的、法国的、美国的，应有尽有。裕和酒庄在巴达维亚的洋人圈子里也渐渐有了些名气——都说这里能喝到别处喝不着的中国酒。有英国人专门从城东跑过来买汾酒，说是“比伦敦的琴酒有意思“。
然而真正让酒庄热闹起来的，是那个荷兰年轻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