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的那个黄昏，十七岁，一身粗布短打，口袋里什么也没有。码头的风又咸又腥，满眼都是他听不懂的马来话和荷兰话，离开橡胶园后，就像一根被潮水冲上岸的枯枝。那时候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二十多年后他会穿着这样的衣裳，走进大清领事馆的茶楼，去见一个从北京来的朝廷命官。
马车停了。黄阿福在外面轻声说：“掌柜的，到了。“
张振勋深吸一口气，撩开车帘，踏了出去。新加坡五月的风裹着海腥味和香料的辛辣扑面而来，热得让人想解开领口的扣子。他没有解，只是挺直了背，朝那座挂着“大清领事馆“匾额的中式茶楼走去。匾额是新的，油漆还泛着光，可字迹是旧的——据说是请一位流寓南洋的翰林老臣写的，笔力遒劲，“大清“二字像两颗铆钉，硬生生钉在这片英国人的地盘上。
张振勋在匾额下站了片刻，抬头看了一眼。那两个字在日光里沉默地俯视着他，像一个从故国伸来的巴掌，轻轻按在了他的肩膀上。
他在门槛前停了一步，把膝盖弯了下去。
左秉隆坐在二楼临窗的雅间里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，放下了手中的盖碗。
脚步声很稳，一步是一步，不急不躁，可在那稳健底下，他听出了一丝极细微的迟疑——每一步之间有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停顿，像在给自己鼓劲，又像在确认脚下的台阶是否坚实。左秉隆是个做了二十年外放官的读书人，早年跟着曾文正公办过营务，见过的人多了去了。单凭这脚步声，他就知道上来的人“心里有事“。
门开了。
进来的男人比左秉隆想象中年轻。头发已经有些灰白，可腰背挺得笔直，那套黑色燕尾服裁得极合身，衬得他肩宽背阔，不像个唯唯诺诺的商人。但他一进门就垂下眼，不看左秉隆的脸，只看着自己脚下那块地砖——然后，他忽然跪了下去。
动作很慢，慢得几乎有些笨拙。膝盖先弯，手撑在地上，额头再低下去。那套洋装的燕尾在他身后像一片黑色的潮水般铺展开来，浆白的硬领戳着他的下巴，可他似乎全然不在意，只是把额头稳稳地抵在微凉的地砖上。
“草民张弼士，叩见大人。“
他的粤语带着浓重的潮汕尾音，像一块被海风吹了三十年的石头，棱角磨圆了，可质地还在。那声音在安静的茶室里回荡了一下，落进窗外新加坡港的汽笛声里，像一滴水融进了咸的海。
左秉隆没有立刻叫他起来。他端详着地上跪着的那个人——洋装、燕尾、硬领，这一身打扮放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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