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振勋从新加坡回来的第三个月，在荷兰总督府的年度酒会上，遇见了一个女人。
那晚他其实去得很晚。酒会在总督府东翼的宴会厅举行，水晶吊灯把满屋子的人照得像浸在蜜糖水里——荷兰军官的猩红制服、英国商人的黑色燕尾、爪哇贵族的蜡染纱笼、华人头家的绸缎马褂，各种颜色搅在一起，像一只被摇匀了的鸡尾酒。张振勋端着酒杯站在角落，跟几位老友寒暄了几句，正准备提前离席，余光忽然被一个身影牵住了。
那是个穿月白色西式长裙的女人，正侧身站在落地窗前跟一位荷兰官员说话。她的粤语带着一丝香港口音，婉转的声线在满屋子荷兰语和英语中格外突出——
“……是的，家父生前在九龙做船运，后来我跟着叔父来了南洋。“她边说边微微颔首，耳垂上一对珍珠耳坠跟着轻轻晃动，在灯光下像两滴凝固的月光。
张振勋没有走过去。他只是多看了两眼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可那天晚上回到住处之后，他坐在桌前看了半天的账本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那对珍珠耳坠总在他眼前晃，晃得他心浮气躁。
一个月后，他在裕和行的办公室里再次见到了她。她叫朱月芝，二十六岁，香港人，父亲早年在九龙经营船运，过世后家道中落，她独自来南洋投奔叔父，如今在一家英资贸易行做翻译。那天她来谈一笔货运合作——她的东家想租用裕和行的仓位，派她来做前期接洽。
张振勋坐在大班桌后面，听她用流利的英语、荷兰语和马来语交替跟各方沟通，条理清楚，语气从容，完全不像是来求人办事的。她甚至在某个条款上据理力争，把对方的报价压低了半成，然后转头朝他微微一笑：“张先生，这个条件您觉得可以吗？“
他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她在问自己。“可以。“他说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。他低头在合约上签了字，笔尖有些发飘。签完他把笔帽扣上，抬眼看了她一下，发现她也在看他。那目光不躲不闪，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把他照得清清楚楚。
半年后，朱月芝进了张家的门。成了张振勋的第四位姨太。
这在当时南洋华侨社会中是常态——富商多妻，族旺人兴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。可张振勋知道，这位四太太跟前面三位不一样。前面三位是“娶进来“的：原配陈珏是父母之命，十五岁嫁进张家，替他守着老屋、侍奉双亲，一辈子没出过潮州地界；二太太和三太太是温姐妹，——老人家临终前把两个女儿的手放进他掌心里，说“振勋，我信你“，他便应了，这一应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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