洋漂了二十五年的客家人，对着一个代表朝廷的官员，鞠了一个要把自己连根拔起的躬。
左秉隆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楼下街道上，几个英国水兵醉醺醺地走过，嗓门粗野，唱着不知名的歌谣。远处是荷兰商行的尖顶，更远处，几面褪了色的龙旗 在一排领事馆的旗帜中间孤零零地飘着——英国的米字旗、荷兰的三色旗、法国的三色旗，都比它新，都比它高。那面龙旗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旧衣裳，在风里软塌塌地贴着旗杆，偶尔才被风撑开一瞬，露出它原本的金黄色。
左秉隆背对着张振勋，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公函：
“咸丰十年以前，朝廷说'出海者即为弃民'，死了活该。后来洋人打进门来，太平军烧了半壁江山，回乱又糟蹋了西北，银子花了，人也死够了，朝廷这才回过味来——原来你们这些'弃民'一年汇回广东福建的银元，比两江总督的岁入还多。“
他转过身，目光直直落在张振勋身上。那目光不热，不冷，像一把尺子。
“张振勋，朝廷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回来吧，办洋务，兴实业。你在南洋怎么和英国人荷兰人做生意，就回来怎么给大清办工厂。你懂机器，懂银行，懂轮船，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圣贤书的翰林，有用得多。“
这一番话说得又急又直，像是憋了许久。左秉隆的眼眶周围那圈青黑在午后光线里格外明显——那是每夜都在灯下反复思量的痕迹。如何用一纸领事衔，去笼络那些散落在南洋各岛、富可敌国却又无根可依的游子。这句话他在心里翻来覆去改了无数遍，此刻说出来，倒像是松了一口气。
张振勋的心猛地动了一下。
那一下如此剧烈，他不得不把手掌按在膝盖上才能稳住。左手按着左膝，指节泛白，像要抓住什么东西才不至于跌下去。他想起去年在槟城，一位老侨领临终前抓着他的手说：“振勋啊，我们这代人死了，坟头朝北，可魂魄回得去吗？“ 他想起母亲每次来信末尾都要写的那句“儿啊，何时归“，字迹歪歪扭扭，是老人家眼花时贴着纸面写的，有几个字甚至叠在了一起，可她还是要写。
归？他自问。
他四十一岁了。苏门答腊有无数的种植园，橡胶、甘蔗、咖啡、烟草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巴达维亚有他自己的银行，账上流水数以万计。新加坡和槟城的码头上，挂着裕和行旗帜的货船进进出出，从不停歇。他的孩子能说流利的荷兰语和马来语，他的账本用英文和中文双份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