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一个小小的布袋——里面装着他在莱茵高收集的雷司令幼藤的枝条。
他把枝条插进坑里，覆上土，用手掌轻轻压实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泥。
“走吧，“他说，“去找那个人。倪维斯先生留下的园子和资料——我要全部找到。“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张振勋把烟台周边的每个村子都走遍了。
他在福山找到了倪维斯夫妇留下的完整栽培记录——从品种引进日期到每年采收的糖度数据，从病虫害防治方法到发酵配方的改良过程，全部用英文工工整整地记在几本厚册子里。那些册子被压在教堂旧楼的木箱底下，落满了灰，书页泛黄，可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。
他在蓬莱遇见了一个老果农，姓王，七十多岁了，是倪维斯当年的学徒。老王头听说有人要来种葡萄，浑浊的老眼里忽然有了光，拉着张振勋的袖子说了一下午的话——“倪维斯先生说过，咱们烟台的土比法国的好！他那时候酿出来的酒，请洋人尝过，都说好！就是可惜啊，他走了，没人接着干——“
张振勋握着老王头枯树皮一样的手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。“大爷，您还种得动吗？“
老王头拍了拍胸脯：“种得动！我就是腿脚慢了，手还能动。你只管来，我教你。“
他在烟台一共待了四十五天。每天清晨起来看土，上午走访乡邻，下午翻看倪维斯的旧笔记，晚上在油灯下把这一天的收获整理成文字。他画了详细的地形图，标注了土壤采样点的位置和酸碱度，预估了不同坡地的日照时长和排水路径。他把全部资料收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，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：
“烟台东郊，近海坡地。土质砂壤含石灰，气候温和多海风。极宜葡萄生长。拟购地八百亩，建立酿酒工坊。“
他把信封锁进铁皮箱，跟那些从欧洲带回来的笔记、手稿、种苗放在一起。那个铁皮箱越来越沉了，可他知道，箱子里装的不再只是“想法“，而是“方案“了——每一步都有根有据，每笔钱都有了去处，每个来年都有了盼头。
一个月后，张振勋再次来到天津。
这一次他没有去总督府候客厅。他托人递了一封信给李鸿章，信里只有一张纸，上面用毛笔写了几行字：
“中堂大人阁下：
前月呈文，未蒙面示。草民自南洋归来，欲以实业报国，于烟台试种葡萄、兴办酒厂。此事于洋务无大碍，于民生有小补。中堂若得闲，愿当面陈其详。若不得闲，草民亦自行其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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