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十八年春，公元1892年，张振勋五十一岁。
烟台的荒地已经买下来了，葡萄苗也种下去了。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——办一家公司，需要朝廷的批文。没有批文，地是地，苗是苗，可那瓶酒就永远只是一瓶不能合法上市的酒。
张振勋在烟台安顿好苗圃之后，乘轮船横渡渤海湾到了天津。他要去见一个人——盛宣怀。
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，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洋务干将之一。这个人办事精细，脑子转得快，而且胆子大——凡是李鸿章想办又怕办砸的事，都是盛宣怀先冲上去探路。张振勋在南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，知道他经办了轮船招商局、电报总局、开平矿务局，是个“能办大事“的人。
张振勋在天津等了七天。
七天里他换了三家客栈，从闹市的平安客栈换到海河边上的荣华旅店，最后住进了英租界一间不起眼的二层小楼——那是张煜南替他安排的落脚处，说是“离盛大人府上近，走路一盏茶的工夫“。
可一盏茶走了七天。
老汤每天清晨出去打探消息，傍晚回来时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焦虑，从焦虑变成麻木。“掌柜的，盛大人今日又不在府上。门房说去衙门了，回话是'改日再来'。“他搓着手，声音压得极低，仿佛那四个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
张振勋坐在窗前，手里翻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《葡萄酒酿造备要》，没有抬头。他的手指顺着书页上的一行字慢慢划过去，那行字是他在托斯卡纳时记下的：“新橡木桶的香气会在头六个月最为浓烈，此后渐次减弱；故而入桶陈酿的时机选择，取决于酿酒师想赋予酒体何种层次的表达。“他看了三遍，目光是落在纸面上的，可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——他在天津一天的开销、码头仓库的租金、等着他从南洋调过来的那批发酵罐的海运费等。每一笔都在嘀嗒嘀嗒地走，像那间候客厅里的落地钟。
第七天傍晚，他合上书，对老汤说：“明天我自己去。“
“掌柜的，门房都认得我们了，每次都说'改日'——“
“我说我自己去，不是去门房。我写封信，你送去盛府。信到了，门房会递进去的。“
他起身到桌前，研墨，铺纸，提笔顿了一顿。窗外是天津的暮色，灰蒙蒙的天底下，租界的洋楼剪影和市井的炊烟混在一处，谁也分不清谁。他低头写了很短的一段话：
“盛大人阁下：
草民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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