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算。还有一个头头说想见您一面——当面谈。“
张振勋把信看了两遍，折好收进怀里。他对老汤说了一句：“备船。去惠州。“
惠州裕兴玻璃瓶厂的筹办比预想中顺利。
张振勋从南洋调了一笔款项过来，在惠州城外临河的地方买了一块地，建了厂房，从德国订购了一套玻璃熔制设备。那些设备运到码头那天，几十个前“海上朋友“穿着新发的蓝布工装站在码头上，看着那些笨重的铁家伙从船舱里被木吊架一箱一箱地吊出来，交头接耳，满脸好奇。张振勋站在他们旁边，拍了拍其中一个最年轻的小伙子的肩膀——那孩子瘦得像根竹竿，脖子上还留着一道细细的刀疤——“搬得动吗？“
那小伙子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笑了：“搬得动！张先生，这可比搬船上的货轻多了。“
那个头头后来也来了。姓陈，三十五六岁，一脸横肉，可一双眼睛里没有凶光，更多的是常年提心吊胆养出来的警觉和疲劳。他跟张振勋在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一个下午，抽了两包烟，谈了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，谁也不提；第二，每月俸银要按时发，不能拖欠；第三，如果厂里有外人来找麻烦，他姓陈的管摆平。
张振勋听完最后一个条件，笑了一下：“前两条我答应你。第三条——我这边不用你动手。你只要管好炉子、烧好玻璃，你的手就是干净的。以后你的孩子出去，能说'我爸在裕兴玻璃厂做工，'不用低头。“
姓陈的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，那双掌心里布满了粗茧和旧疤的手——有缆绳勒的、有刀把磨的、有海风皴裂出来的深纹。他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两遍，然后把烟掐灭在石阶上，站起来，朝张振勋伸出了右手。
“张先生，“他说，“以后我不干了。你拿这条命使唤就行。“
张振勋握住那只手的时候感觉到对方的手掌粗糙而有力，指节粗大，掌心的温度比常人高一些。他用力握了一握，松开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。“我不使唤命。我请人做工。你明天去车间报到，找师傅领工装。“
第一批玻璃瓶出窑那天，张振勋没有在惠州。他正在烟台的办公室里。最后一批从酒窖里抢救出来的酒——那些及时被装瓶的、没有被氧化侵蚀的、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酒液，被一瓶一瓶地封好、贴标、装箱。
数量不多，只有三百多瓶，可每一瓶都带着那个夏天独有的印记——一种略深于往常的颜色和一种在陈酿过程中被打断了节奏、又重新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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