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六年，公元1900年初春，北京。
诏书送到烟台的那天，张振勋正在东山坡上查看新一年的嫁接成活率。老汤从山下跑上来，喘得连话都说不利索，手里举着一卷明黄色的绢帛，一路踉跄着踩碎了好几片刚长出来的杂草：“掌……掌柜的！宫里……宫里来人了！“
张振勋直起腰来，把沾着泥的手在裤腿上擦了擦。他接过那卷绢帛，展开来，上面是内阁誊抄的传旨公文，字迹工整，措辞简洁：“着南洋商人张振勋即日进京，颐和园觐见。“
他把绢帛收好，没有多问为什么。可他心里隐约知道——那批送进北京城王公贵族府邸和各国公使馆的张裕葡萄酒，已经替他铺好了进京的路。盛宣怀的信是上个月到的，信里只有一句话：“太后听说了你的酒。“
他没有刻意准备什么。那天晚上他把从巴达维亚带到烟台的那几件衣裳翻出来看了看——黑色燕尾服太洋了，不能穿；那件在天津见李鸿章时穿的灰绸唐装倒是合适，可袖子磨出了毛边，领口也有些旧了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跟老汤说：“去找一件新一点的蓝绸长衫来，不用太花，素净的就行。再配一双黑布鞋，不要缎面的。“
出发那天清晨，他站在工坊门口，回头又看了一眼东山坡上的葡萄藤。五月的藤已经爬满了架，叶子密匝匝的，风一吹就翻出银灰色的叶背，像一整面坡在对他挥手。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上了马车。车帘放下来之前，他对老汤说了一句话：“看好那些藤。回来我有话跟它们说。“
老汤站在车旁，想说句什么，可喉结上下滚了两轮，只憋出一句：“掌柜的，您保重。“
马车朝着烟台港的方向去了。
紫禁城的红墙比他想象中高。
张振勋跟着引路的太监穿过几道门、绕过几道廊，脚下的青砖被几百年的步履踩得凹了下去，在日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他没敢多抬头看，只记得那些屋檐上的琉璃瓦在午后的光里闪着层层叠叠的金色，像一整座用琉璃和雕木搭起来的、巨大的沉默的森林。引路的太监不说话，他也没问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长长的甬道里，脚步声在两侧的红墙之间来回地荡着，发出细碎而规律的回音，像一种古老的、只在宫墙里才听得懂的节拍。
出了紫禁城，换了一顶小轿，又走了好一阵子，轿子停下来的时候，帘外忽然亮了起来。他下轿一看，是一片开阔的水面——昆明湖的水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鳞鳞的波光，远山如黛，近处的长廊像一条彩色的长龙趴在水边。这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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