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年科学家组如临大敌。他们首先争论“最优”的评价标准（最短路径？最少能耗？最大覆盖率？），然后试图将这些标准转化为严密的约束条件，再设计复杂的条件判断和迭代优化算法。代码冗长，逻辑嵌套深刻，进展缓慢。
孩子们组则像在玩一个新玩具。一个七岁男孩尝试了几次精确控制失败后，忽然灵机一动：“干嘛要一个个指挥？我们给它们定个规矩呗！”他输入了几条极其简单的规则：“尽量朝目标方向走；如果感觉太挤了，就稍微散开点；如果前面有东西挡路，就稍微绕一下。”没有精确的距离计算，没有复杂的避障算法。结果，那群光点开始笨拙地、跌跌撞撞地移动，相互推搡，偶尔走错，但总体上像一团有弹性的流体，慢慢“流”过了障碍区，覆盖了目标。虽然路径绝非最优，效率也低，但代码极其简洁，并且展现出了惊人的鲁棒性和适应性。
休息间隙，成年科学家们聚在角落，气氛低迷。
“我们是不是……真的被自己毕生所学困住了？”一位数学家苦笑，揉着发胀的太阳穴，“思维定型了？”
“不完全是年龄或知识的问题。”那位曾研究过儿童认知发展的科学家低声说，语气复杂，“是我们的大脑，经过几十年高度专业化的训练，特定的神经通路——那些负责精确分析、符号操作、逻辑推导、追求确定性答案的回路——被过度强化和‘特权化’了。而另一些更原始的、更整体的、负责模式识别、隐喻联想、模糊匹配、感知关系的神经网络，则被抑制或边缘化了。这些孩子的这些通路，还鲜活、强韧，且未被前者压制。”
萤拿着两杯水走来，一杯递给那个指出“心跳点”的女孩，一杯自己拿着。她听到了他们的讨论。
“你们的分析触及了部分真相。”她平静地说，“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认知框架的根本冲突。你们试图用‘建造大厦’的方式去理解‘培育森林’：要求清晰的图纸（定义）、坚固的地基（公理）、一步一步的砌墙（推导）。但四进制思维及其应用，更像是在理解和管理一个生态系统：关注能量（信息）如何流动、物种（概念）如何相互作用、平衡点如何动态维持、意外扰动如何被吸收或转化。孩子们的大脑还是一座正在蓬勃生长的、物种丰富的‘原始森林’，各种连接（物种）都有生存空间，容易改变；你们的大脑，则是一座已经竣工的、结构精巧的‘宏伟大厦’，任何修改都意味着对现有承重结构和功能分区的挑战，痛苦且艰难。”
她布置了最后一个对比任务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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