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学会了更多马来话，也学会了几句荷兰话。他知道了这座城市里哪些地方能讨到剩饭，哪些工头给钱爽快，哪些巷子里的客栈最便宜——一夜只要两个铜板，铺一张席子，十几个苦力挤在一起，翻身都困难。可至少比桥洞底下强。
他有时候会想起橡胶园里那七个跑了的人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成功。他又想起黄阿福，那个在风暴中被他从浪里拽出来的少年。阿福跟着他跑了，可翻过篱笆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他想起陈伯。老水手不知道还在不在巴达维亚，还是又上了另一条船。他想起陈伯教他的那三条——听得懂话，看得懂规矩，别丢了骨头。他把这三条刻在骨头里，白天干活的时候想，晚上躺在客栈地铺上的时候也想。
有一回，他在码头扛包的时候，听见两个穿长衫的中国人在说话。其中一个提到了一个名字——“徐润“，说此人在上海替洋人做买办，年纪轻轻已经挣了大钱。另一个说，还有个叫“唐廷枢“的在香港洋行做事，不但会说洋话，还跟洋人合办了学堂。
张振勋扛着一袋咖啡豆从他们身边走过，把这些名字记在了心里。
徐润。唐廷枢。
他不认识这两个人，可他听到他们名字的时候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——像在黑黢黢的夜里，忽然看见远处有灯火在闪。隔得很远，隔着山、隔着海、隔着看不清的黑暗，可那灯火确实在闪。
他放下肩上的咖啡豆，直起腰来，朝东边的天际线望了一眼。那是中国的方向，也是上海、香港的方向。他自然不知道那两个年轻人此刻正在做什么，可他知道，在这个时代的同一片星空底下，有跟他一样的中国人在摸黑赶路。有人在做买办，有人在学洋话，有人在南洋的码头上扛包，有人在橡胶园里断了肋骨。
他们都在这漆黑的夜里走着，各自走各自的，走着走着，说不定就走到了一起。
张振勋把那袋咖啡豆重新扛上肩，迈开步子朝仓库走去。码头的太阳晒得他背上汗津津的，海风从北面吹过来，把他被晒得褪了色的破褂子吹得鼓了起来。
他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把肩上的麻袋换了个位置，然后继续走。肋骨那里已经不疼了，伤口愈合了，新的骨头长了出来，比断掉之前更硬。
他走着走着，忽然哼起歌来。声音很小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。那是大埔的山歌：
“满山竹子背虾虾，
莫笑穷人戴笠麻，
慢得几年天地转，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