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每天来汇报进度——今天清了哪块地、明天种了多少苗、哪条水渠需要加固——他一条一条地听，在账本上一笔一笔地记。记完了，他就下地去看。他脱了长衫，卷起裤腿，光着脚踩在翻过的泥土里，看树苗的间距合不合适，看水的流速快慢，看工人的活儿干得细不细。
三个月之后，原来的荒坡已经变了模样。一排排整齐的椰子树苗在风里摇晃着宽大的叶子，咖啡苗矮矮的、绿油油的，橡胶树的小苗才刚刚种下。从坡顶望下去，整片地像一块被精心织过的绿毯，纹路清晰，层次分明。
张振勋站在坡顶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踏实感。这种踏实感跟做酒税、做典当不一样——酒税的钱从洋人的酒杯里来，典当的钱从别人的急难里来，都像水一样流进来又流出去。可这片地是实的。这些树是他亲手一棵一棵看着种下去的，它们在土里扎根，在风里长高，在太阳底下绿得发亮。
他把这片垦殖公司起名叫“裕和“。裕和垦殖公司。
“裕“是昌裕兴隆的裕。这个字他喜欢。他在巴达维亚的商行叫裕和，酒庄也叫裕和，现在垦殖公司还是叫裕和。将来他无论走到哪里，做什么生意，都要挂这个“裕“字。
他有时候会想，“裕“字的左边是衣服旁，右边是“谷“——有衣穿、有粮吃，人才能昌裕。他张振勋从大埔的山沟里出来，见过了太多没衣穿、没粮吃的人。他做米粮、做垦殖、做贸易，归根结底都是在做一件事——让“谷“多起来，让“衣“多起来，让那些赤着脚饿着肚子的人，至少能有一口饭吃、有一件衣穿。
他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，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可每次看到“裕和“两个字挂在门楣上，他就觉得沉甸甸的，像扛着一袋粮食走在山路上，累，却踏实。
垦殖公司步上正轨之后，张振勋决定回家。
这个念头在心里藏了很久了。从咸丰八年离家，到如今同治十一年，整整十四年。这些年，张振勋和家里保持着书信联系，也汇了不少钱财回去。父母已年纪老迈，弟妹也长大成人，原配妻子陈珏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，他不敢想象她在这些年的变化。
如今，张振勋有了自己的地、自己的产业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回去了。至少，可以回家里看一看。
是日，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说明归期，并附银元五十，托汕头到潮州的船帮捎过去。数日后，便收拾行李启程。
他带了两大箱东西。一箱是洋布——荷兰产的细棉布，花色鲜亮，比家乡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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