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的、发烫的印记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——穿着洋皮鞋，站在新加坡的街上，站在英国人的地盘上，揣着大清的四个字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只蜈蚣，每条腿朝着不同的方向，可身子还连在一起，还在往前走。
他大步走进那片热闹里去。
身后二楼窗边，左秉隆依然端着那碗早已凉透的茶，目送那个黑色燕尾服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他把茶根泼在地上，水渍在砖地上蜿蜒开来，像半张未画完的地图，又像一道弯弯曲曲的、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。
他轻轻说了一句：
“张振勋，你会回来的。这世道，由不得你不回来。“
茶渍慢慢渗进砖缝里，不见了。可那句话像一颗种子，落进了土里，等着某一天被另一场雨浇透，等着某一天，从土里钻出一根细细的芽来。而那根芽要长成一棵树，还要很多年的风吹日晒。很多年。
茶楼外的街道上，无数盏煤油灯和纸灯笼同时亮了起来。新加坡的夜像一匹被猛然抖开的绸缎，哗地一声，盖住了白昼的一切。而在那片灯火初明的热闹里，一个穿着燕尾服的背影正越走越远，他胸口贴着的那张宣纸也跟着他，一步一步，走进了南洋永远不肯安静的、永远混杂着咸腥和甜香的黑夜里去。
离开新加坡的那天傍晚，张振勋独自站在船尾，望着新加坡港口的灯火一点点地远离。
他的船是一艘三桅帆船，挂着裕和行的旗帜，船舱里装满了从新加坡采购的货物。船尾的海风很大，把他绸衫的下摆吹得猎猎作响。他就那么站着，一只手扶着船舷，另一只手里攥着那幅卷好的字轴。
“器识恢宏。“他在风里低声念了一遍。
远处新加坡的灯火越来越小了，变成了一串细碎的萤火，浮在墨蓝色的海面上。海天相接的地方还有最后一线暗红色的余晖，像一扇正在缓缓合拢的门。
他想起左秉隆说的那番话。“回国办洋务、兴实业。“——这六个字像六颗石子投进他心里那口二十多年的深井里，溅起了水花，却没有沉到底。他在南洋扎了二十多年的根，那些根已经长得太深、太密了，要拔起来谈何容易？
可他心里清楚，那些根扎得再深，也是扎在别人家的土里。荷兰人今天让他在巴达维亚做生意，明天也可以让他做不成。他买了那么多地、种了那么多树、 雇了那么多人，可他终究是个“侨民“，在一个不是自己国家的土地上，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。
“回去……“他对着海风说了一声，声音被风吹散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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