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八年，公元1882年，张振勋四十一岁。
裕和行的生意版图已经覆盖了大半个南洋。从爪哇到苏门答腊，从马来亚到暹罗，从新加坡到槟城，裕和行的旗帜在码头、种植园、商行和银行的门前随处可见。张振勋的名字在东南亚的华人圈子里已经成了一个传奇——大埔的放牛娃，十七岁下南洋，二十多年间白手起家，建起了一个横跨数国的商业帝国。
可张振勋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悬着，像一片没有根的落叶。
那是关于“大清“的事。
他离开大埔的时候是咸丰八年，大清还在洋人的炮舰面前勉强撑着架子。那之后二十多年里，他听说了太多关于故乡的消息——太平天国起事、同治回乱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洋务运动兴起、日本吞并琉球……每一条消息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他的心里，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他从一个少年长成了壮年，积攒了数不清的财富和说不清的经验，可他的根始终扎在中国的土地里。这辈子也不可能把根从土里拔出来，移植到另一片土地上。
光绪三年，公元1877年，清政府在东南亚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——驻新加坡领事馆。首任领事左秉隆到任的时候，整个南洋的华人圈都为之震动。这是大清帝国第一次正式向海外派出代表国家的官员，意味着朝廷终于开始正视那几百万漂在异国他乡的华侨了。
五年后的秋天，左秉隆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张振勋。信写得简单，措辞客气：“久闻张君在南洋声誉卓著，为侨商之翘楚。秉隆忝居此地，愿与张君一叙，不知可否屈驾来新一晤？“
张振勋把那张信纸放在桌上，看了三遍。每一个字他都认得，可它们连在一起，沉甸甸的，像一副担子搁在了他的肩上。
“去。“他对黄阿福说，“准备船，我要去新加坡。“
南中国海的季风从三月一直吹到十月，把新加坡港的天吹得忽晴忽雨。张振勋坐在马车里，隔着车帘看了一眼窗外——总督府附近的中式茶楼到了，楼下的伙计正在泼水扫街，水花溅在青石板上，很快就被上午的日头蒸成一片模糊的潮气。
他低头整了整自己的衣领。今天穿的是他最体面的一套洋装——黑色燕尾服，浆得笔挺的白色硬领，领结打得一丝不苟。这是他会见荷兰总督时的装束，是他在这片土地上拼命二十多年攒下的铠甲。袖口的银质扣子在光线里泛着一点柔和的光，他抬手把扣子正了正，像战士出征前检查自己的甲胄。
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踏上巴达维亚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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