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说着“这个品种怕雨““那个品种怕热““要在山坡上种““排水很重要“。
张振勋听着，在一个本子上记了很多。记到后来，他忽然问了一句：“白韦利先生，你说——如果把同样品种的葡萄藤，种到中国的土地去，如河北、山东那一带，会怎么样？“
白韦利想了想，推了推眼镜，慢悠悠地说：“理论上，中国北方的气候更接近欧洲大陆，四季分明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昼夜温差大——这样的条件，葡萄反而更容易长得好。我在南洋种了二十年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不够冷，葡萄藤没法'休息'。你如果去中国北方种，说不定比在这儿种得好。“
张振勋合上本子，站在葡萄园的田埂上，朝北望了一眼。北方是海，海的尽头是他三十年前离开的那个国家，是他刚捐了十八万两银子却依然挨了打的朝廷，是左秉隆在信里写的“病根太深“的地方。
可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很轻，像一颗葡萄在藤上被风吹得微微晃了晃。
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葡萄的品种、土壤的要求、酿造的温度。他不懂这些，可他明白一件事——法国人能拿葡萄酒来搬中国的银子，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种葡萄、酿自己的酒？种在山东、河北、山西，种在那片既有冬天又有夏天的、四季分明的、让葡萄藤能好好“睡一觉“的土地上。
他回到巴达维亚之后，开始留意一切跟葡萄种植有关的书报。他托人从法国、德国、英国买了十几本葡萄酒酿造的专著，又让老汤去打听有没有懂葡萄酒的华人技师。老汤问他要做什么，他只回答了三个字：
“先学着。“
老汤没再问，可那三个字被老汤记了很多年。直到多年后，张振勋终于在山东烟台买下那座荒山、插下第一株葡萄藤的时候，老汤站在旁边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今天——想起那个站在槟城小葡萄园田埂上的下午，想起他家掌柜的朝北望了一眼、然后低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样子。
原来那时候，那颗种子就已经种下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