酸又涩，他皱着眉咽下去，心里想：“洋人喝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“
可后来他喝得多了，慢慢喝出了门道。他发现葡萄酒这东西有个好处——它跟气候、跟风土、跟种葡萄的人的手艺息息相关。同样的葡萄，种在波尔多和种在巴达维亚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东西，骨子里是“土地的产物“。
而中国，最不缺的就是土地。
他站在码头上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快步走回办公室，翻出一本前些年在英属印度买来的旧书——是一本关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英文手册，当时翻了几页就搁下了，因为觉得“跟自己的生意没关系“。可此刻他重新翻开那本书，找到关于葡萄种植和酿造工艺的部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有些专业术语他不太熟，就翻字典查，查不到的就圈出来留着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他点起油灯，继续读。灯花爆了一下，他把灯罩拢了拢，重新低下头去。
书页上有一幅插图，画的是法国的葡萄园，一排排的葡萄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向阳的山坡上。张振勋看着那幅画，忽然想起自己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。那里的土壤、气候、阳光，跟法国的葡萄园比起来，到底差在哪里？为什么法国人能酿出好酒，而中国没有？
他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，像放一颗还没发芽的种子。他不知道这颗种子将来会不会长大，他只是觉得，一个人活到四十四岁，该为自己、为这片土地留下点什么东西了。钱是留不住的，地也是留不住的。能留下来的，只有那些能让人记住名字的东西——一座桥、一条路、一个学堂，或者一瓶酒。
最后，看到扉页上写着的一句话：
“好酒生于好土。每一瓶葡萄酒里，都装着一片风土。“
他合上书，把它放在枕边。然后他熄了灯，躺下来，听着窗外的海风一声一声地吹过屋檐。南洋的夜色覆盖着整座巴达维亚城，也覆盖着几千海里之外的那个正在从战火中慢慢爬起来的国家。
他闭上眼睛。黑暗中，那本葡萄酒译著的封面在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下，然后沉了下去，像一粒被水流带走的种子，落进了看不见的地方。
那年秋天，张振勋去了一个地方——槟城郊外，一位英国退休农学家开的葡萄园。
葡萄园不大，不到十亩，种着从欧洲引进的几个品种。农学家叫白韦利，六十多岁了，满头白发，在新加坡一带种了二十年的试验田，想找出哪些欧洲葡萄品种能适应东南亚的热带气候。他见了张振勋很高兴，领着他一排一排地看葡萄藤，絮絮叨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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