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十年，公元1884年，新加坡。
这年春天，张振勋在新加坡的裕和行分号里发起了一件事——召集南洋各埠最有头脸的华人巨商，共议成立商会。
请柬发出去三十七份，回来了二十九封回函。回函里有客气的推辞、有爽快的应允、有试探的问询。张振勋把每一封回函都看过了，按着地址和口音分成了三摞：潮汕一摞、客家一摞、闽南一摞。他明白，在南洋这个地方，商人们先认同乡，后认同族，最后才认同“华人“这个更大的名头。
要把这三摞人拢到一张桌子上来，靠的不是一纸请柬，而是这些年他攒下的、每一笔都结清了的人情账。
三月初三，新加坡河畔的裕和行二楼，摆了四张大圆桌。来的都是各埠响当当的人物——
张煜南，潮州人，四十五岁，面皮白净，一双细长的丹凤眼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像在盘算什么。他在棉兰的生意做得极大，烟草、橡胶、航运都有涉足，最要紧的是他跟清廷的关系近——前些年捐了个道台衔，在总署挂了号，是众商人里“官气“最重的一个。他落座时在张振勋右手边，拱了拱手，笑了笑：“振勋兄，你这一招呼，大半个南洋的都来了。“
谢荣光，梅州人，比张振勋小两岁，可看着老相——长期在印尼深山里开矿，日头晒得脸又黑又糙，手指甲缝里似乎还嵌着洗不掉的泥。他是苏门答腊最大的华人矿主，锡矿、金矿、煤矿，遍地开花。他不怎么说话，来了就坐下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：“你这茶淡了。“张振勋笑着让伙计换了凤凰单丛，他这才满意地“嗯“了一声。
胡子春，云南人，五十开外，瘦高个，戴一副铜框眼镜，像个账房先生。可这位“账房先生“掌控着马来半岛近三成的锡矿产量，英国人的矿业公司见了他也得客气三分。他说话带一股滇西口音，又硬又冲，跟人谈条件时从不绕弯子——“你出码头，我出矿，分成三七开，你三我七，不同意拉倒。“这会儿他正跟谢荣光较着劲呢，两人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之间争一条锡矿运输线，互相压价压了大半年，此刻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谁也不看谁。
还有一位，和张振勋年龄相仿，坐在最末席，腰板挺得笔直，一双眼睛滴溜溜转着，打量着在场每一个人。胡文虎，福建永定人，跟着父亲在缅甸仰光做药材生意，“虎标万金油“刚刚打出名头。他旁边坐着他弟弟胡文豹，比他安静些，一直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。想起当年年幼时，三人还在车轮坪河边谈着南洋的想像，转眼已各有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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