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汤脸上的表情垮了下来：“那我们这趟白跑了？“
张振勋上了马车，车帘放下来之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总督府那扇朱红大门。门口的灯笼已经点亮了，红彤彤的光照着门楣上的匾额，照着门前那对石狮子。他以前在书上读过李鸿章这个人——洋务派的领袖，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和江南制造局的人，跟外国人打了半辈子交道。他以为这样的人听到“中国自己办葡萄酒厂“，应该会有兴趣的。至少，会想见一见他。
可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。
“走吧，“他说，“去码头。明天坐船去烟台。“
“不去奉天和芦台了？“
“先去烟台。看完烟台的土再说。“
马车驶离总督府的时候，张振勋在黑暗中坐了很久。他没有失望，也没有愤怒——在商场上跑了三十年，碰钉子这种事早就不值得生气了。可他有另一种感觉，一种更绵密的、像潮水一样慢慢涨上来的东西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他要做的事情，在天津这座城里、在那些候客厅的门槛外面，也许根本不算什么大事。
一个南洋商人想回来办个葡萄酒厂。在总督府的文牍堆里，这大概只是一页不起眼的公文，排在某些军务、河工、税银奏折的后面，连被多看两眼的分量都没有。
他忽然想起左秉隆那句话：“大清的病，根子太深了。“
深到连一扇门都推不开。
烟台到了。
船靠岸的时候是个清早，海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，阳光从雾里透过来，碎成一地金粉。码头上已经有了人声，扛货的苦力、叫卖的小贩、蹲在岸边抽烟袋的老船工，说着一口胶东话，又硬又快，像一粒粒被海风打磨过的石子。
张振勋站在甲板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海风带着咸腥，跟巴达维亚的海风很像，可又不太一样——这风里有一种干燥的、清冽的东西，像是从北方的山野里穿过了大片农田才吹到这里来的，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。他闭上眼睛，让那风吹在脸上，感觉自己的肺叶被一点一点地撑开了。
老汤跟在他身后下了船，脚一踩上码头就四下张望。“掌柜的，这地方比巴达维亚冷多了。您真要在这儿种葡萄？“
张振勋没回答，先蹲了下来。码头边有一块露出地面来的土，他用手捏了一撮，凑到眼前看了看——黄褐色，松散，颗粒感明显。他又伸出一根手指，从土块中挑了几粒较大的石子看了看，是风化后的石灰岩碎屑。他点点头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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