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酿酒？那玩意儿能吃吗？“
门就关上了。
老汤急得嘴上起了泡，回来跟张振勋抱怨：“掌柜的，他们不认。说种葡萄不如种花生，花生还能榨油卖钱。葡萄那东西他们听都没听过，说您八成是上了洋人的当。“
张振勋正在工棚里看图纸，头也没抬。“那就不招当地人。回大埔，从老家招人来。“
老汤愣了一下：“回大埔？千里迢迢的，路费、工钱、吃住——“
“客家人会垒石头、会砌墙、会挖窑洞。我小时候在大埔山里住过，那地方的土楼，几百年不塌，比什么洋人的水泥房子都结实。我们的酒窖要往地下挖，要恒温恒湿，要撑得住几百年的重量——这事儿，得让客家人来做。“
张振勋把图纸放下，抬起头来，“让张应郎和黄阿福带人回一趟大埔。找那些会砌拱券的石匠，一家一家地请。告诉他们，我张振勋在烟台办酒厂，管吃管住管来回盘缠，工钱比本地高一倍。“
老汤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可看见张振勋的眼神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“好，我这就发电报。“
两个月后，从广东大埔来了三十二个石匠和泥水匠，都是张家同村同族的人。他们坐了二十多天的船，先到汕头，再到上海，再从上海转船到烟台。下船的时候人人都是一脸倦色，可看见张振勋亲自在码头上等他们，领头的老石匠——张振勋喊他“阿丙叔“，六十多了，花白胡子，背微微佝偻着——走过来拍了一下张振勋的肩膀，用客家话骂了一句：“振勋啊振勋，你这小子，把我们折腾到这犄角旮旯来，做甚子名堂？“
张振勋笑了，用客家话回他：“阿丙叔，我要在这地底下挖一座大窖，藏酒的。拱顶的，石头垒的，七米深，还要恒温的。你们在老家怎么垒土楼，就在这儿怎么垒。钱不是问题，活儿要精细。“
阿丙叔眯着眼看了看远处那片荒坡，又看了看张振勋。“七米深的窖？你当是挖坟呢？“
“比坟结实。“张振勋说，“这窖要顶三百年。“
阿丙叔把随身的工具袋往肩上掂了掂，又把身旁一个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推到张振勋面前，说“这是张成卿，我的儿子，这活，你说了算！”
1894年，春末。
春末的早晨，阳光透过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翁同龢所题的“张裕酿酒公司”牌匾照进了东山坡上，那里站了五六十个人——三十二个客家石匠，十来个从南洋带来的老伙计，朱月芝，大儿子张应郎，二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