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愣了一下。他原以为这个南洋商人会低声下气地求他“大人多关照“，或者慷慨激昂地讲一番大道理，没想到就硬邦邦地抛了这么一句话出来。他端着官架子还想再说什么，可见张振勋已经转身朝坡上走去了，便讪讪地收了扇子，带着随从走了。
张振勋没有回头。他走到坑边，阿丙叔和儿子正蹲在那里用尺子量石块的尺寸，见他来了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官儿说什么了？“
“说我是烧钱。“
阿丙叔哼了一声，把尺子收起来，拍了拍那条刚砌好的石缝。“烧不烧钱，十年后才知道。可这石头垒得实不实在，我现在就知道。“他用指节叩了叩石面，发出一声沉实的回响，“你放心吧。这窖垮不了。“
张振勋蹲下来，跟他一起看着那条新砌的石缝。石灰浆还没干透，泛着湿润的灰色，石块的棱角被凿得齐整，一块挨一块，严丝合缝。他的手在粗糙的石面上摸过去，感觉到石头的凉意和硬度，那凉意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，让人安心。
“阿丙叔，“他说，“慢慢砌。不赶工期。我要的是三百年不塌的窖。“
阿丙叔往嘴里塞了一根烟管，点上，吸了一口，慢慢地吐出一团白雾。“三百年？“他眯着眼透过烟雾看了看头顶的天，“那我砌的石头，要比我的骨头还硬才行。“
“所以才请你来。“
阿丙叔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笑了笑，磕了磕烟灰，又重新拿起凿子和锤子，对着下一块石头比画起来。叮叮当当的凿击声在基坑里回荡开来，清脆而规律，像一首只有石匠才听得懂的曲子。
光绪二十一年，公元1895年秋天的时候，酒窖的拱顶合拢了。
那是一天下午，最后一块拱顶石被十几个石匠合力抬上了脚手架，用麻绳和滑轮一寸一寸地吊到七米高的位置。阿丙叔站在最顶上，亲自扶着那块石头，把它嵌进拱顶的最后一道缺口里。石头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，像一座钟被敲了一下，余音在空荡荡的基坑里嗡嗡地回旋了很久。
阿丙叔从脚手架上爬下来，满头是汗，后背的衣裳全湿透了。他站在坑底仰头看着那道完整的拱券——青灰色的条石一块挨着一块，从两侧的墙壁向上收拢，在最顶端汇成一道完美的弧线。阳光从拱顶上方预留的天窗漏下来，一束光打在正中间的地面上，把整个窖底照得朦朦胧胧的，像一座被埋在地底的老教堂。
“成了。“阿丙叔说。他很少说“成了“这两个字。在大埔垒了一辈子的土楼，每次完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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