扇曾经紧紧关着的、贴着“中国无好酒“标签的门，已经被他推开了一道缝。缝还不够宽，可光已经透进来了。
那天夜里回到客栈，张振勋没有睡。
他坐在桌前，面前摆着一瓶还没有开封的张裕葡萄酒，两只空酒杯，一盏油灯。灯芯刚剪过，火苗正旺，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白墙上，拉得很长。他给自己倒了小半杯，又给对面的位置倒了一指深的酒，把那只杯子放在桌子对面，搁在自己目光的正前方。
他端起自己那杯，轻轻举了一下，像在跟什么人碰杯。
“阿爸，“他对着那只空杯子轻声说，“阿妈。你们没见过这些东西。我种的葡萄，我酿的酒。洋人说了，不比他们的差。“
他喝了一口，然后把杯子放下。对面的那杯酒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在油灯光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。他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那只杯子端了起来，微微晃了晃，又放下了。他没有替对面的人喝掉那杯酒——他想留着，留到什么时候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等到他回大埔老家那天，也许等到他带着这瓶酒跪在祖坟前面那天，也许就只是留到油灯燃尽、夜色深透、他再想得起下一句话要说什么的时候。
他把那杯酒留在桌子上，自己靠在椅背上，仰着头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旧客栈常见的木梁，被多年的烟火和潮气熏成一种不均匀的深褐色。他看着那些木纹，觉得它们像一幅被画了太多年的地图——有的纹路像波尔多的山坡，有的像莱茵河的河谷，有的像烟台东海岸那些被海风吹歪了的松树。所有他去过的地方，所有他蹲下来摸过土的山坡，此刻都聚在这一间小小的客栈房间里，被一盏油灯和两杯酒浓缩成了一张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地图。
他闭上眼的时候，嘴角是微微弯着的。
张裕在上海和天津的销量开始抬头了。不是爆发式的，是那种慢慢的、像春水涨过河滩一样的抬头。每个月比上个月多卖几十瓶，再下个月又多卖几十瓶。那些买酒的人里，有好奇的中国人、有检验的洋人、有回头客、也有想看看“到底多好“的旁观者。
张振勋在上海的陈列室里，自己站台的日子越来越多了。他穿着长袍马褂，站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拿着一瓶酒，给来来往往的客人倒一小杯。他用荷兰语跟荷兰商人聊，用英语跟英国商人聊，用法语跟法国商人聊——三种语言的切换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炫耀，在他这里只是一种习惯。他在南洋学会了这些，知道怎么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知道怎么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