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批张裕葡萄酒运抵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那天，是光绪二十六年，公元1899年冬，下着小雨。
深绿色的玻璃瓶，软木塞封口，瓶身上贴着一张简单的手写标签——白色底，黑色字，写着“张裕酿酒公司·烟台“以及年份和品种。没有花哨的图案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干干净净的一行字，像一份正在等待被打开的履历。
雨水把木箱上的“张裕酿酒公司“几个字洇得微微发涨，墨迹顺着木纹渗开，像一截刚写好的毛笔字被不小心打翻的茶盏濡湿了。老汤亲自押着货，一路上在船舱里给木箱盖了油布，可码头上搬货的工人不懂这些，几箱酒在跳板上磕了一下，木角裂了缝，淡淡的酒香从缝隙里渗出来，混着雨水的潮气和黄浦江的泥腥气。
“轻点！轻点！“老汤在雨里急得直跺脚，“这里头装的不是酱油！“
围观的人比买酒的人多。十六铺码头附近几家南货店的老板探头看了一眼——玻璃瓶，深色酒液，木塞封口，标签上印着中文和洋文两行字——然后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一个穿绸衫的中年人凑近了看了一会儿，问老汤：“这是什么酒？洋酒？“老汤还没来得及答话，旁边一个戴瓜皮帽的年轻人插嘴：“洋酒？洋酒不都是法国德国来的？中国也能酿洋酒？“
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。
那个雨天的下午，老汤在十六铺码头支了一张桌子、挂了一面布幌，上面写着“张裕葡萄酒·中国第一瓶“——卖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开了三瓶试饮，散出去几十张传单，最后只卖出去四瓶。买主还是看在老汤一脸诚恳的份上才掏的钱。
那天晚上老汤在客栈里给烟台写了封信，信只有一行字：“掌柜的，上海人不认。“
天津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。
张振勋亲自去了天津。他在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的劝业场租了一个临街的小铺面，摆了货架，架上只放一种东西——张裕葡萄酒。他自己每天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袍马褂站在铺子门口，不吆喝，不拉客，就站在那里，手里端着一只品酒杯。有人经过停下来看，他就开口用那人讲的话招呼——荷兰语、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马来语，他都能来几句。路过的洋商本来只是好奇“这个穿长袍的华人在卖什么“，走近了听见他用自己家乡话打招呼，脚步就顿住了。
“先生，这是烟台产的葡萄酒。“张振勋从架上取下一瓶，用英语说，“去年秋酿的，陈了六个月。您可以先尝后买。“
一个德国商人停在了铺子门口。那人四十多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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