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治十一年，公元1872年，张振勋31岁。
巴达维亚城南三十里，有一片荒芜了多年的坡地。说是荒地，其实也不是全然不长东西——野草长得比人还高，密匝匝的，风吹过的时候哗啦啦地响，像一片绿色的海。坡地下头有一条河，雨季的时候水能涨到两岸齐平，旱季就剩一条窄窄的水道，露出河床上圆滚滚的卵石。
张振勋站在坡顶，望着脚下这片起伏的土地，手里的草帽扇着风。日头很毒，晒得他后脖颈发烫，可他站了很久，一动不动的，像一尊插在地里的石桩。
“掌柜的，“黄阿福在旁边擦着汗，实在憋不住了，“这地……能种东西？这草都快成林了，得费多大功夫才清得出来？“
张振勋没有回答他。他弯腰拔了一根野草起来，放在手心里看了看——草根扎得深，带着一大坨潮湿的泥土。他把土在指间碾碎了，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。那土有一股淡淡的腥气，是肥土才有的味道。
“能种。“他说，把手上的土拍掉，“这地肥得很。草长得这么疯，底下的土差不了。“
张振勋花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把这片坡地的地契拿到了手。地价不贵——在荷兰人眼里，这种长满了野草的荒坡一文不值。可在张振勋眼里，这不是荒坡，是一片等着他下笔的白纸。
他找人清地。雇了两百多个本地劳工和几十个华侨，先是放火烧荒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把坡上的野草和灌木烧得干干净净，露出一片黑黢黢的土地。接着是翻地，他托人从中国买来了几十把新式的铁犁，套上水牛，把烧过的土地犁了一遍又一遍。那些被野草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根须在犁刃下翻卷上来，晒在太阳底下，干枯了，碎成了土。
然后是引水。他带着人从坡下的河里挖了一条灌溉渠，绕着坡地转了半圈，又分出许多细小的支渠，像血脉一样遍布整片土地。水渠修好的那天，张振勋蹲在渠边，看着清亮亮的河水顺着新挖的渠道汩汩地流进地里，渗进那干渴的泥土里，发出“嗤嗤“的声响，像大地在喝水。
第一批种下去的是椰子。椰子树耐旱，不挑地，种下去三四年就能结果。接着是咖啡——他在坡地的背阴面选了块地方，种下了从阿拉伯引进的咖啡苗。然后是橡胶、胡椒、茶叶，每一种都挑适合的地势和朝向，不挤不抢，各自有各自的位置。在最外围的坡地上，他还种了红薯和木薯，既是给工人们的口粮，也能固土防流失。
他在坡顶搭了一间竹棚，白天在棚子里办公，晚上就在棚子里睡。工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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