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条新规贴出去的第二天，新加坡港的码头上围了上百号人看热闹。华人水手、商贩、苦力，把那张告示围得水泄不通，有人不识字，旁边念给他听，念完了那人愣了半天，忽然一嗓子喊出来：“以后咱们也能坐头等舱了？！“码头上爆出一阵哄然的欢呼声，把海面上的海鸥都惊飞了。
头等舱只卖给华人，票价只算成本。别的船务公司看了，先是不信，后来是懵了——这么做生意，不是亏本吗？可再一细算，张振勋那家船务公司有十几条船，航线覆盖整个南洋，成本早就摊薄了，头等舱就算只卖成本价，公司也还有钱赚，只是赚得少些。可其他公司不行，他们头等舱的主力客户是洋人和日本人，一旦把华人放进来、再压到成本价，那就是自断财路。
三个月后，南洋各埠的船务公司陆续妥协了——他们派人来找张振勋协商，客客气气的，一口一个“张先生“，说“咱们坐下来好好谈“。
谈判桌上，张振勋穿着那件灰棉布的唐装，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摆着茶，不是酒。他看着对面坐着的几个洋面孔，笑了笑，笑容里什么情绪也没有。“诸位，“他说，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：取消所有针对华人的舱位限制。以后谁都能坐头等舱，按市场价卖票。你们能做到，我就把我那条规定收回来，咱们公平竞争。“
几位洋商面面相觑，最后带头的那个荷兰人站起来，朝他鞠了一躬——“张先生，我们照办。“
张振勋端起茶碗，喝了一口。茶是凉的，可他觉得比什么酒都痛快。
收购船务公司的事过去半年后，有一天张振勋从槟城乘船回巴达维亚。他坐在头等舱里，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版的《经济学原理》。那书是一个英国朋友送给他的，封面是硬皮的棕色烫金，边角被他翻得有些卷了。
船舱里很安静，窗外是马六甲海峡一望无际的碧蓝色水面。他正读到关于地租理论的那一章，忽然听见舱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然后是几句英语——
“……我真是无法理解，这些华人到底在船上干什么。他们懂什么叫头等舱吗？他们知道怎么用刀叉吗？“
另一个声音附和着笑了一声：“算了，别说了，反正现在全乱了。什么人都能上来。“
张振勋没有抬头。他继续看书，手指稳稳地托着书脊，翻了一页。
那个脚步声走到了他旁边，停住了。一个穿着白色亚麻西装、脸晒得通红的英国***在他座位边上，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他手里的书。那英国人脸上的表情先是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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