振勋 顿首“
信寄出去之后，他等了二十七天。回信来的时候，他正在码头上检查一批要发往福建的药品。黄阿福举着信跑过来，他擦了擦手才接过，拆开来看。
左秉隆的字他认得，端正沉稳，笔笔有劲。信上没有寒暄，开头就是一句：
“振勋兄大鉴：来信读罢，掩卷良久。兄言'朝廷若不自强，我等在外头挣再多钱，也只是洋人眼中的肥肉'，此语切中时弊，弟深以为然。“
后面几段说的是朝中洋务派的近况，李鸿章如何如何，张之洞如何如何，总理衙门正在筹划哪些新事。最后一段话，左秉隆写得很轻，可张振勋看了三遍：
“所以更需要你这样的人回来。不是现在，是等你准备好的时候。大清的病，不是几场胜仗能治好的。根子太深了，得有人从外面往里挖。你懂机器、懂银行、懂轮船，你在南洋跟洋人打了二十年交道，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书的翰林，更知道洋人的脉门在哪。回来，不用做官，做你的事就好。“
张振勋把信读了三遍，折好，贴着胸口放进了内袋——跟那幅写着“器识恢宏“的宣纸放在一起。
他站在码头上，看着眼前的巴达维亚港。货轮正在装船，华人工人扛着麻包走过跳板，汗水滴在木板上，留下深色的印子。远处海面上有一艘法国商船正在靠港，白色的船身上漆着三色旗，船头站着几个穿着笔挺制服的法国人，正在谈笑风生，仿佛过去那两年的炮火跟他们毫无关系。
“阿福，“他忽然开口，“你说，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条路，是我们华人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走得通的？“
黄阿福被他问住了，眨了半天眼，才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掌柜的，您已经走得挺通了。您都把船公司买下来了。“
张振勋摇了摇头。“还不够。差得远。“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转身往裕和行的方向走了。黄阿福跟在后面，看见他家掌柜的背挺得笔直，可脚步比平时沉了一些，鞋底碾在码头的水泥地上，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。
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个月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法国酒商。
那是个瘦高的中年人，留着两撇修剪得极精致的胡子，自称叫杜兰德，代表波尔多地区几家酒庄来南洋开拓市场。他给张振勋递了一张名片，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皮箱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二瓶葡萄酒——拉菲、玛歌、拉图，每一瓶都用软木塞封得严严实实，瓶身上贴着烫金的酒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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