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十七年，公元1891年，初夏。天津。
张振勋在直隶总督府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等着见李鸿章。
候客厅的椅子是紫檀木的，硬邦邦，坐久了硌得骨头疼。他端着茶盏喝了一碗又一碗，从滚烫喝到温凉，从温凉喝到彻底冷透，那扇雕花的木门始终没有打开。候客厅里还有几个跟他一样的候见者，有穿官服的、有穿西装的、有穿便衫的，彼此之间也不说话，各自端着各自的冷茶，像一排被摆在架子上的瓷器。
张振勋第五次看怀表，下午四点了。他从巴达维亚出发，坐了二十多天的船到上海，又从上海乘内河船到天津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可不是为了在这里喝冷茶的。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厚厚的公文——《拟办烟台葡萄酿酒公司呈文》——又翻了一遍。里面写清楚了投资规模、选址理由、技术来源、经营前景，每一条都有数据支撑，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他甚至还附了一份手绘的烟台海岸地图，在几处山坡上画了红圈，标注着“朝南““土质砂壤““排水良好“。
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这份东西，每一个字都是亲自斟酌过的。可此刻坐在候客厅里，对着那扇始终不开的门，他忽然觉得，这份厚厚的呈文，跟桌上那些冷掉的茶碗一样，轻飘飘的，没什么分量。
烟台是个小城，靠海，三面环山，中间夹着一片不大的平地。城里的房子大多是青砖灰瓦的平房，街道窄窄的，路面用石板铺成，被海风磨得光滑发亮。港口不大，但栈桥规整，停着几艘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，桅杆上的绳缆在风中轻轻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之前张振勋一直在选葡萄的种植地，最后敲定山东烟台，是因为那里位于北纬37度左右，与法国波尔多处于同一纬度带，两者气候条件相似，加上烟台丘陵地带原生态生长、高钙砂壤土以及海岸气候带来的较大昼夜温差，特别适合葡萄生长。
天快黑的时候，门开了。一个幕僚模样的中年人走出来，朝他拱了拱手：“张先生，中堂大人今日公务繁忙，实在腾不出空来。您的呈文大人留下了，说看了之后再作答复。您先请回吧。“
张振勋站起来，把那份呈文从怀里掏出来，递了过去。幕僚接过去的时候，他感觉到那人的手指蹭过纸面，迅速又漫不经心，像在收一张无关紧要的便条。
“有劳。“他说，拱了拱手，转身走出总督府。
门口停着马车，老汤迎上来：“掌柜的，见着了？“
“没有。呈文留下了，人没见着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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