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个人说：“张先生，你说了算。你让挖我们就挖，你让接我们就接。“然后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……声音从零散的应和变成一片嗡嗡的、含混的、参差不齐的赞成，像春天的蜂巢被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，整巢的蜜蜂都醒了。
张振勋站在桌前，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那我们就接着干。“
那一年冬天，烟台的海风特别冷。
来自法国的葡萄嫁接专家杜瓦尔先生和来自奥地利的约瑟夫·巴保——迈尔教授推荐的那个中奥混血酿酒师——在十二月初先后到了烟台。杜瓦尔是个瘦高的中年人，须发皆红，鼻尖冻得通红，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张先生，我们先看地，再看根。“约瑟夫·巴保比他年轻许多，不到三十岁，穿着一件厚呢大衣，会说磕磕绊绊的粤语——是他母亲教他的，虽然腔调生硬，可张振勋听了心里一热。两个人一到就换了靴子上了坡，蹲在地里挖了整整一天的根。
那天收工的时候，杜瓦尔坐在工棚的火炉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说了三个字：“有得救。“
他把挖回来的病根样本摆在桌上，用一根细针挑开瘤块的外壳，把里面的东西放在一张白纸上。那是一只比芝麻还小的、黄褐色的虫子，六条腿，触须极细，在纸上慢慢蠕动着。“根瘤蚜，“杜瓦尔说，“靠吸食葡萄根部的汁液为生。它在根上咬出伤口，分泌唾液，根就会长出瘤状组织来堵塞伤口，越堵越死，最后整株藤的营养输送全断了。“他用针尖轻轻拨了拨那只小虫，虫子翻了个身，六条腿在空中无力地划了几下。“欧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大爆发，法国百分之四十的葡萄园毁了。后来美洲的砧木救了我们。“
张振勋看着那只在纸上蠕动的小虫。它那么小，小到一根针尖就能把它碾碎，可它几乎毁掉了半个欧洲的葡萄藤。它在泥土底下，它看不见，摸不着，等你看见叶子黄了的时候，它已经在根上啃了三年了。
“需要多久？“他问。
“嫁接试验，最快一年见分晓。大面积推广，至少两年。“杜瓦尔把针放下，看了张振勋一眼，“而且前期的失败率会很高。十个嫁接点能活三四个就算不错了。“
“钱不是问题。“张振勋说，“人够不够？“
“你这里的人手，不够。“杜瓦尔摇了摇头，“需要专门培训嫁接工，每根藤都要手工接，一刀切偏了就废了。至少还要再加三四十个熟练工。“
张振勋点了点头，转身对老汤说：“去招。工钱开双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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