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本地找不够就从河北找，河北找不够就从河南找。只要肯学、手脚稳当的，全要。“
接下来的两年，是张振勋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。
那片坡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数以千计的嫁接。嫁接工们蹲在藤架下面，用小刀把病株的根系以上齐齐切断，再把从美国进口的抗性砧木——那些来自美洲种葡萄的强壮根须——削成楔形，嵌进切口里，用麻线和蜡封好接口，然后埋进湿润的土里。每一个动作都精细得像钟表匠在修一只走慢了的老怀表，一毫一厘的偏差都意味着这根藤的死亡。
第一次试验，三千株嫁接藤，活下来不到八百株。
杜瓦尔和施密特蹲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检查，每看到一根枯死的接穗就摇一摇头，用德语跟约瑟夫·巴保说几句什么。约瑟夫·巴保在一旁记着数据，脸色沉着，可手一直在微微地抖。张振勋站在田埂上，看着那两千多株死去的藤被一株一株地拔出来、堆在田边，堆成一座小小的枯藤山。有人小声说了一句：“又白费了……“他没有反驳，只是走到那堆枯藤前面蹲下来，随手拿起一根，摸了摸接口处干枯的切面。
“再接。“他说，然后站起来，拍掉手上的土。
第二次试验，四千株嫁接藤，活下来一千五百株。
杜瓦尔的眉头松了一些，可还是没有笑。“存活率还是不够。接口愈合期太长，冬天的低温会冻伤新生组织。明年得提前一个月做嫁接，让接口有足够的时间愈合再入冬。“
张振勋点头：“听你的。你说了算。“
第三次试验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开始，五千株。这一次他们选了向阳的坡面做嫁接圃，给每株新接好的藤罩了草帘，早晚浇水，天冷的时候点火盆增温。嫁接工们轮班守着那片圃子，夜里也有人在田头打着手电筒一株一株地看。约瑟夫·巴保每天记录每一株的生长数据，从接口愈合程度到新芽萌发的角度到叶片展开的日期，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大本册子。
张振勋几乎把那片嫁接圃当成了家。每天天不亮就上山，天黑透了才回工棚。他的腰背在这两年里弯了一些，鬓角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走路的步子不像从前那么快了，可他的眼睛没有塌下去。那双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轮流吹了半辈子的眼睛里，有一种越来越沉的东西，像石头被水流冲刷了很久，棱角磨平了，可质地更密了。
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，看见他蹲在一株刚接好的藤旁边，手里攥着一小截尺把长的细麻绳，正在一圈一圈地缠绕接口处的蜡封。他缠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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