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四年，公元1898年秋。
东山上的葡萄藤已经爬满了新架起来的木架，叶片在秋风中翻动着，露出背面灰白色的绒毛，像一群正在翻书的读者。三年了，那些从虫害中活下来的葡萄在美洲砧木上重新扎根、生长，今年春天开了花，夏天结了果，秋天到了，一穗一穗的葡萄垂在藤下，深紫色的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
第一粒葡萄被采摘下来的时候，张振勋在藤架下面站了很久。
那粒葡萄是从最早嫁接成功的那株雷司令上摘下来的，紫红色的果粒，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像一枚裹了细霜的玛瑙石。张振勋把它放在掌心里掂了掂，又凑到鼻尖闻了闻，一丝极淡的果香，清冽而含蓄。然后他把葡萄放进嘴里，牙齿轻轻一咬，果皮裂开，汁液涌出来——酸，清亮的酸，像一把小刀在舌面上划了一下。
可那酸里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，从舌尖慢慢渗下去，像从地底深处升上来的一缕回声。三年了，这片坡上的葡萄第一次挂出像样的果实，虽然还远不是酿酒的标准，可它们终于长出来了。那些带着嫁接口的藤，那些嫁接工一刀一刀接活的枝条，那些春天里被北风吹着的新芽，如今都变成了果皮上的霜、果肉里的汁、舌尖上的酸和那一丝遥远的甜。
采收的那天清晨，露水还没干，葡萄上挂着细小的水珠，在晨光中像一颗一颗的紫水晶。施密特带着近百个工人，人手一把剪子，从东往西一排一排地剪过去每剪下一串葡萄就轻轻放进藤筐里，不能堆得太满，怕压破了果皮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香气——不是花香，不是果香，是一种更醇厚的、带一点点发酵感的甜，像整个山坡正在呼吸。
张振勋没有动手，他站在坡顶上看。看那些剪子在晨光里一闪一闪地反着光，看那些藤筐一筐一筐地被抬下坡去，看那面坡在短短几个时辰里从果实累累渐渐褪去了颜色，只剩下叶子在风里摇。一共收了一千三葡萄，赤霞珠和雷司令各半，是张振勋三年来所有的心血和两百多万银元凝结成的，沉甸甸的一千三百斤。
看着一筐一筐的葡萄被抬进发酵车间，“够了吗？“张振勋问施密特。
“第一批不多。“施密特皱着眉，嘴角有一丝紧张，“但足够试酿了。只要能酿出来，明年我们再扩产量。“
张振勋点了点头。看了看身旁的巴保，酿酒师约瑟夫·巴保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色工装，站在第一排发酵罐前面，面前摆着温湿度计、糖度计、酸度计和一本翻旧了的笔记。他比三年前刚来烟台的时候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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