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头来？“
“从头来。“巴保低着头，目光落在桌面的木纹上，“把下一批葡萄重新发酵、重新澄清。上一批的酒——“他停了一下，“倒掉。“
酒窖里安静了片刻。只有那只橡木桶的深处传来一声轻微的、液体晃动的回响，像有人在很深的地方叹了一口气。
张振勋站在酒窖里，看着那只桶——一个多月前，他还记得巴保在桶壁上写下日期时的表情，带着期待和小心翼翼。那里面装着的，是一整年的等待、三年的劳作、无数人洒在这片山坡上的汗水。可此刻他知道，巴保是对的——一瓶不能装瓶的酒，就像一只长好了翅膀却飞不起来的鸟。
“倒掉。“他说，“下一批重新来。“
第二批、第三批，也一样。
第二批的问题是酸度失衡。酒液尝起来偏酸，像没有熟透的青梅，舌根发紧。施密特调整了发酵时间——多发酵了两天，想用时间来降低酸度，可结果反而让酒里生出了一股不太干净的气味，像潮湿的布匹。
第三批的问题更复杂。葡萄采摘的时候晚了一周，糖分偏高，酿出来的酒酒精度太高了，入口发辣，把果香全压住了。巴保在酒窖里蹲了整整一夜，尝试用不同批次的原酒进行勾兑，试图把酒精度降下来。可调来调去，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点。等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，扶着木架走出酒窖，脸色灰白，眼窝深陷，头发蓬乱。
“老板，“他站在酒窖门口，看着刚从住处走过来的张振勋，声音哑得像砂纸，“第三批还是不行。我的错——采摘时间的判断错了，发酵配比也错了。我——“他低下头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攥紧了又松开，“我对不起你花在我身上的那些钱。你另请高明吧。我写辞职信。“
他说完转身要走。张振勋跟了上去，脚步不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稳。他跟着巴保走出了酒窖区，走出了东山的苗圃，一直走到了海边。巴保在前面走得越来越慢，最后在海岸边的一块礁石旁边停住了。海风把他没梳好的头发吹得更乱，他把手撑在膝盖上，弯着腰，像是在消化什么东西。
张振勋站在他身后，没有靠近。他看着巴保的背影在晨光里微微发抖。这个瘦高的奥地利人，从维也纳的葡萄园来到烟台的海边，用三年时间把一百二十个品种试了一遍、扛过了根瘤蚜的虫害、熬过了二十多次失败的嫁接，到头来，却在第一批酒面前彻底崩溃了。
“约瑟夫先生“张振勋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在风里稳稳地传过去，“你抬起头来看看前面。“
…。。